对医疗责任事故犯罪案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医疗责任事故由于涉及到极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长期以来司法机关对医疗责任事故案件的认定和处理,常常因为对医疗责任事故的界定含混不清,以及受鉴定活动和证据的收集中存在的若干问题的影响导致司法办案人员不能正确的进行立案、起诉和审判活动。因此,正确界定医疗责任事故犯罪案件,研究医疗事故鉴定和证据收集中的有关问题,有利于司法机关正确的处理案件,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17例杀亲案件的回顾性分析

目的总结杀亲案件的特点,为此类案件的分析、预防提供参考。方法调查溧阳地区2004—2014年破获的17例杀亲案件,对原始登记信息、现场勘验笔录、尸体检验鉴定书、破案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17例杀亲案件中受害人以女性居多,嫌疑人以男性居多,杀人动机以配偶不忠或怀疑配偶不忠占较高比例。杀亲案件中有精神病患者杀人、伪装杀人,嫌疑人杀人后自杀占有一定比例。结论杀亲案件多与婚外性行为、精神病患者杀人等家庭因素有关,部分为杀人旋即自杀,致伤工具具有简单随意、易于获取的特点。     

对加强胜利油田惩防体系建设的思考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创新举措。胜利油田惩防体系建设以党的十八精神为指针,固本清源抓教育,规范权力抓监督,以查促防抓惩处,牢牢把握促进党员干部清正廉洁、保障履职安全的目标指向,为提升胜利油田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水平,推动胜利油田打造世界一流、实现率先发展提供政治保障。     

刑法解释方法的适用位阶

刑法的适用离不开解释,实践中由于对众多的解释方法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适用顺序,使得针对同一案件因为运用的解释方法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解释结论的情况屡见不鲜．极大地影响了刑法的安定性和权威性。确定刑法解释方法的适用位阶势在必行。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此基本持赞同的态度。但对于解释方法适用的具体序列,学者们观点各异。综合我国理论界的观点以及借鉴WTO争端解决中的有益做法,建议我国在适用刑法的解释方法时应该遵循这样一条顺序,即从以查词典为开端的文义解释到系统解释再到目的解释。系统解释中根据对“系统”范围的不同界定,又分别包含了体系解释、合宪性解释和历史解释。     

试论东固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

东固革命根据地在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党的领导干部队伍建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地方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领导干部结构,形成了东固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与众不同的特色。其时,左的严重错误也给东固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带来了破坏性影响。     

“枫桥经验”的解纷功能简论

枫桥经验历经五十年的发展,成为一种基层纠纷预防和解决的有效模式。枫桥经验通过网格化的组织建设,细致的档案管理,丰富的宣传教育,以及主动的纠纷预防和解决工作,形成了以党政带头,群众参与和预防教化,情理调解为特点的工作模式。多年的实践证明,枫桥经验这种政府-公民的互动模式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完善并推广枫桥经验,也是解决适用地区基层纠纷的有益尝试。     

诉讼与仲裁的功能比较--兼论仲裁的功能优势

作为一种社会解决纠纷机制来说,诉讼的主要功能仍在于解决纠纷、消除冲突.这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纠纷解决方式和社会控制机制,诉讼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结构性功能缺陷.与诉讼相比,仲裁的特点在于其程序简便、结案较快、费用开支较少、不具备行政特色、能独立公正和迅速地解决争议,给予当事人充分地自治权;同时具有客观性、灵活性、保密性、终局性和裁决书易于得到执行等优点.这种优势正是各国定位仲裁与诉讼关系的基础.     

足迹研判工作模式的研究探讨

为高效发挥足迹研判工作的作用,笔者对足迹研判工作模式进行了思考。对上海市、长沙市等全国先进地区进行了调查、分析,也对先进经验推广存在的困难进行了讨论,指出其困难在于领导重视和理念两个方面。最后,笔者提出了一套更适于推广的战斗小组工作模式,并对该模式中各步骤的耗时和重要性进行了评估,阐述了该模式在人力、财力、物力投入缺乏情况下的优势,旨在对足迹研判工作的推动有所裨益。     

劳动争议影响因素的经济学分析

工资作为劳动关系运行的重要内在变量,直接影响着劳动争议的发生,而劳动争议作为劳动关系运行的一种冲突形式,必然与劳动关系法制有着密切联系。由此可见,工资和劳动法制是影响劳动争议的两个重要因素。因此,为减少劳动争议,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会应从党政主导转向积极维护劳动者权益,实现其角色的本位回归,从而有效地预防和妥善处理企业所发生的劳动争议;政府则应当完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建立选择性劳动争议解决方式,让实体权利能够通过程序予以落实。     

从NAFTA到USMCA: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成因及启示

2020年7月生效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上一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偏重对投资者权利保护的“新自由主义”精神,回归对国家规制权能的重视。在适用对象、适用争议、适用程序上作出变化与革新。全球价值链收缩及“慢球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内在合法性危机以及对东道国规制权力的削弱,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发生变化的深层次经济、法律与政治动因。《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变化与革新将进一步推动“卡尔沃主义”的回归以及加剧国际投资法体制内部的碎片化趋势。中国应积极支持及推进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使其发挥正面作用,同时辩证吸收“卡尔沃主义”的合理因素,积极探索诸如前置协商、投诉与帮助以及调解等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议的多元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