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carriage of Justice? Postcolonial Reflections on the ‘Trial’ of the Maharajah of Baroda, 1875

This article revisits the Baroda Incident 1875, providing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the Enquiry or ‹trial’ for the first time, and locating that examination in the wider socio-cultural contex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ritish Empire (especially the Raj) and the exporting of the ‹British’/English legal culture to the Empir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establishing of British principles of justice, including the value placed upon Indian-generated evidence and testimony by the courts, are explored,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Baroda Incident as a significant miscarriage of justice. Using historical methodologies as well as postcolonial insights,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concepts of justice on which the British prided themselves were intrinsincally racialised as well as gendered, with profound modern resonances. Dr. Judith Rowbotham is a Reader, School of Arts and Humanities,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略论和解方式在刑事审判中的运用

在轻微刑事案件中合理运用和解方式结案能够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赢。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全面解读。在办案中真正运用这一方式,需要司法机关转变观念、重新设计考核激励机制,立法上也需要进一步明确范围和条件,防止滥用。     

判决书在知识产权法课程中的教学设计——情景再现及法律适用的实训

由于司法制度的结构特征及历史原因,判决书在知识产权法学日常教学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制度逐步建立、司法充分公开和判决书质量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将判决书引入知识产权法日常课堂教学则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文本阅读、情景再现和证据收集印证、形成判断和法律适用等环节,从而实现判决书在知识产权法课程中具体的教学设计。为切实保障这一教学设计的实现,还需要教学单位在课时、激励机制和硬件设施等教学辅助条件上进行配套。     

刑事审判中实物证据的审查判断及排除

刑事审判中,实物证据以其特有的客观性、稳定性和不可替代性特征而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发挥着令人更为信服的证实作用,从而显示出实物证据的证明优势。但实物证据在刑事诉讼证明中,也存在其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实物证据的审查,应主要从其客观真实性、证据来源、保管和鉴定过程、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是否全面等方面进行。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实行有别于言词证据的裁量排除原则,即只有在相关部门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才对其予以排除。     

法律试行的成本效益分析

法律试行具有学习收益、反思收益、决策主体多元化收益和体系化日常化收益;但为此可能要付出引起上下位法律效力关系紊乱的代价。试行法律在法律实施过程中不断得以完善和强化,最终新法代替了旧法。这样的演进结果一旦形成,就具有一种自我捍卫和强化的机制。     

德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证人拒绝作证的新发展——从两个案例出发

中国学界近年一直激烈讨论外国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其中包括德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禁止制度。对于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不得自证其罪原则＂和第52条至第54条规定的＂拒绝作证权＂的讨论尤为激烈,纷纷主张在中国建立相应的刑事诉讼制度规范,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证人的权益。德国法判例表明,违背＂不得自证其罪原则＂将导致德国法上的证据使用禁止。另外,德国法庭审判强调直接审理原则,其中调查程序中的笔录不可以作为证据在法庭审判中宣读,甚至对于传闻证据——调查程序中进行审讯的警察和检察官——也不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刑事司法国际准则对我国法治建设的价值思考

刑事司法国际准则是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为各国刑事诉讼程序所建立的基本权利保障标准,准则产生的理论基础是自然法思想,现实动因是人们对二战的反思以及人权保障运动的国际化。学习、借鉴准则对于我国法治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从宏观层面而言,准则有助于促进我国司法制度的法治化建构;从微观层面而言,准则有助于实现个案的审判正义。     

公正审判标准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近年来，尽管我国刑事诉讼在公正审判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确定的公正审判权标准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如何改革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以便贯彻落实《公约》所规定的公正审判权，已经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和现实问题。要想使我国真正地实现《公约》所规定的公正审判权标准，不仅需要紧紧围绕公正审判权进行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而且需要对其他与之相关的制度进行配套改革。     

我国司法解释规则的新发展及其再完善——《07规定》与《97规定》的比较分析

与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出台的《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相比,于2007年4月1日起施行的新规则无论在形式体例上还是在具体内容方面均有新的发展:新规则的制定依据有所扩充,从而凸显了依法行使司法解释权的应有宗旨;突出强调了协商一致,为"两高"共同制定司法解释的工作提供了制度雏形;扩大了司法解释的立项来源,拓展了司法解释正当化的社会基础;但新规则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自己规定其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显然是一种"过于自大"的失当宣示;对于司法解释工作的监督机制似乎仅具形式意义。     

陪审团在衰退吗——当代英美陪审团的发展趋势解读

陪审团审判在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中的使用都呈逐渐减少之趋势,并且批评陪审团审判制度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但是一些原来已经废除陪审团审判的国家却正在恢复或试图恢复这一制度。陪审团审判的生命力仍然旺盛,因为它仍然在保障自由、制约国家权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