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老龄化对日本军事人力的影响

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弱和军人素质紧密相关.在当前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只有高素质的军人才能高效驾驭现代化、高科技的武器,捍卫国家利益.而从事军事活动的人口是国家总人口的一部分,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发生剧烈变化必将对军事人力造成影响.日本从1970年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经过几十年的累积变化,其人口结构正经历着持续而深刻的少子老龄化过程;人口变化所造成的影响也反映在自卫队的人员招募和成员年龄结构方面.     

联盟实践与身份承认:以新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例

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实践活动是新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传统的依托自上而下社会化理论的阶段论分析,虽然有助于直观地理解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演变,但是其所推崇的“教”与“学”模式不足以揭示双方关系的重要特征,而且对于体系外国家获得国际社会新身份的描述是突发式的,即从体系的反对者或规范的反对者突然转变成为规范的学习者,这种分析视角过于简单.在“实践转向”的启发下,依据“参与实践”理论,可以突破结构—施动者的二元对立,强调实践的情境性和即时性,重视“惯习”的作用和施动者的能动性.联盟实践将联盟视为一种国家实践,在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过程中,联盟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不但在教科文组织内部与第三世界形成了密切的联盟,还在国际组织层次与教科文组织形成了松散的联盟.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联盟实践活动,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强化了自身的体系革命者的身份定位,另一方面,随着其他实践活动的展开,这种联盟实践也为中国再造身份创造了空间.联盟实践不同程度地确保了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的形式承认、分配承认乃至价值承认.     

“国际安全前沿议题国际研讨会”纪要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接近尾声，在国际安全领域，一系列新兴热点问题成为国际关系学者和政策部门关注的焦点。为拓宽国际安全的研究视野，2010年5月29日，由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的“国际安全前沿议题国际研讨会”在外交学院国际交流中心举行，来自美国、英国、韩国、印度、尼日利亚、塞拉利昂以及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的50多名知名国际安全专家与资深外交官参加了此次会议。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综述

2007年4月14-15日,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青岛召开。学会常务副会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大使,学会副会长、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秦亚青教授,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俞新天教授,外交部政研司形势处唐国才参赞,青岛市政府和青岛大学有关领导,以及学会各位理事和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学术共同体与中国外交变革

学术共同体是否影响了中国外交的变革,影响外交决策过程,影响程度如何,这是外交政策分析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体系、国家和个体三个层次梳理了有关中国外交变革动力的现有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外交决策者的平行社会化问题。中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了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基本确立了学术专业分工,形成了一定的知识共识。但因为元理论的缺失、西方话语主导等因素,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对中国外交变革的影响仍然有限。     

权力转移与中美冲突

美国集中全部精力、时间和力量在伊拉克进行反恐战争和其他辅助性行动,这一行动虽有充分的理由,却会危及到它维持世界最强国地位的努力。导致这种短视行为的原因,不仅是由于明显的安全威胁和危机感,同时也是由于美国外交政策决策者很难从长远着眼。因此,美国现在面临着外部和内部的双重压力,这些压力正在削弱美国的领导地位并威胁我们的战略利益。     

人口变化对欧洲军事人力的影响

近年来,欧洲总人口持续减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呈增长之势,0-14岁和15-64岁的人口则日益减少,移民数量不断增加,而且这种情况在未来几十年还将延续.同时,欧洲年轻人更多地在追求高学历以及“后物质主义”①价值观,其身体和心理素质均呈下降之势.欧洲人口总量持续下降,且人口结构老化引发了军事人力不足、兵员质量下降、海外部署困难等问题,并导致维护其自身安全能力明显下降.对此,欧洲国家根据各自国情采取了扩大军事人力招募范围、提高招募流程效率、使用现代化宣传手段、设置灵活服役期限等对应措施,吸引年轻人入伍服役,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官僚位置与决策

在分析古巴导弹危机时,阿利森(Graham Allison)明确提出了对外决策中“位置决定立场”的论断。其基本观点是:对外决策过程中,官员的立场取决于其在政府官阶中的位置,位置不同会造成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立场和看法的差异。自阿利森之后,不少国际关系学者仍以古巴导弹危机为案例对阿利森的     

不确定性边界：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内生困境

随着生物技术和治理措施的发展,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相关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呈现出全球生物威胁日益增多的趋势,进而形成了经验性困境。传统意义上的治理进程将生物安全视为边界确定的、相互独立的各个小领域,并对其“分而治之”。实际上,生物安全本身属于一种纠缠性安全,其各安全主体和所属边界、治理手段、治理知识框架都具有模糊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充斥着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困境。随着全球治理的深入,当前生物安全的含义已经从单纯强调通过强行的控制力塑造生物安全的边界,寻求生物安全的确定性,发展到将“生物安全”视为在不断变化的制度和公共价值观内的一种多层面和偶发反应。从“不确定性边界”的概念出发,系统研究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经验性困境背后的结构性困境,能够更合理地回应当前全球生物安全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2006年年会综述

2006年12月23-24日,中国国际关系学会2006年年会在北京召开。学会会长唐家璇国务委员在开幕式上就当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做了报告,常务副会长吴建民大使主持了开幕式,并向会议报告了2006年的工作和2007年的打算,与会的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和学会会员参加了分组讨论。讨论结束后,王缉思副会长主持了闭幕式,吴建民常务副会长做了总结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