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之理性？何种法律？——古代希腊世界的法治追求及其困境

希腊人不仅把政治视为一种理性的活动 ,同时也把法治作为一种理想的政治状况加以追求 ,但他们这种不仅试图创造理性的政治、而且试图创造理性的法律秩序的努力却让希腊的政治生活走向了法治的反面。在希腊文明的后期 ,亚里斯多德终于意识到法治也许是一种与希腊式的理性政治正相反的范畴 ,但他自己也未能找到一种法治的制度化体现形式。     

《俄罗斯政治经济与外交》

《俄罗斯政治经济与外交》是首次为本科生开设的限制性选修课。这门课程以历史为主线,以近代世界的发展为主要背景,对俄罗斯这个在近代以来世界历史上颇具戏剧性色彩的国家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重点分析,揭示政治、经济与外交之间的内在联系。     

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影响

由于经济全球化在国民国家之外产生了各种新的权力结构与过程,国家权力的范围及其行使空间受到了明显限制,并且出现了“民主赤字”以及政治权力结构向上和向下转移等现象。但是,由于国民国家是现代社会惟一一种能够对其成员拥有合法强制力的政治组织,因而它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仍然必须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国家不能单纯地强化或者削弱其权力,而必须根据全球化带来的新变化,对自身的权力结构与过程进行灵活的调整,以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热话题与冷思考(二十九)--关于政治现代化的对话

您在西方政治思想研究方面很有造诣,最近您出版的专著<西方政治思想史>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反响.那么,您认为西方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应该是什么?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选择现象

一、中国现代化的早期探索 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产生,其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方文明对于传统的中国文明的冲击。和历史上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任何一次接触不同,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是在后者具体的物质体现——坚船利炮的打击之中,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之下进行的,是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半个世纪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惨痛经历,终于承认自己的传统文化已经不可能为人们带来他     

“真理”与政治——写于《真理报》创刊90周年

一个基本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好的政治应该是具有尽可能大的包容性的政治。     

论近代政治对法治的考验

近代欧洲政治的发展导致了立法权的重新确立,这对于日耳曼传统中由于立法权的缺失而产生的法治传统来说意味着一种重大的挑战,同时也意味着在法律与政治的相互关系中后者开始占据上风。近代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对立法权的承认基础之上的,那么在存在立法权的情况下如何理解法治的含义就成为近代政治生活中一个复杂的问题,也成为不同政治学和法学理论争论的焦点。借助近代某些法治论者的观点,本文认为在近现代政治过程中,只有通过对立法权加以某些方面的限制,才可能为法治保留其生存的空间。     

主权原则的确立及其在当代世界的意义

本文从政治与法理的角度回顾了近代主权原则在欧洲封建体制中产生的过程,对历史上主权理论的内部和外部含义进行了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的国际社会构成体对各国内部主权的相互承认是主权原则的核心因素,而该原则的确立则为维持一种和平有序的国际格局提供了重要保证。文章最后分析了当前国际关系中存在的诸如人权、民族主义、区域化等具体问题,认为在对待和处理这些问题时,对各国主权的尊重仍然是维护国际和平、促进国际发展的一项基本条件。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摘要)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某个社会共同体中合法垄断着暴力的使用权的机构与其他的社会构成体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等级制的行政性联系与其他社会联系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在强制与自由、秩序与离散、等级与平等这样一些范畴之间的对比程度的反映,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实际上内在化于该社会共同体的宏观结构之中,受到其历史与传统的强烈影响。     

中道与权量——中国传统智慧与施特劳斯眼中的古典理性主义

施特劳斯重建的西方理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智慧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比较:人类灵魂的等级及其政治含义、微言大义,以及政治与哲学的关系。施特劳斯无意之间把西方政治哲学推进到一个不同的层面,由此能够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行全新的理解,并且有可能推动这两个伟大传统之间富有成效的对话。但有一个问题阻碍了施特劳斯对中国传统智慧的接近,那就是他对是的本质的理解。他坚持,是就是永远是,这使他严格地停留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框架之内。施特劳斯的这一立场来自于他超越相对主义的需要。但是,中国传统智慧似乎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人们在对人与事持一种开放性理解的同时,能够坚守某些确定的道德原则,这一点恰恰是施特劳斯没有意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