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看中国的四大误区

过去10年间，一家国际著名民意调查所一直在研究中国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心理。最近的一些研究剖析了关于中国的4个误区。在涉足中国这个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市场之前，应该对此有所了解。     

西哈努克眼中的毛泽东

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时，成千上万表达悼念的电报如雪片般从世界各地飞往北京。可是，以个人名义向毛主席表示最后敬意的长长名单中，熟悉我的中国人民却没有看到我的名字。对曾经热忱地支持我、招待我的中国东道主来说，我没有发送唁电被视作是一种粗鲁的忘恩负义行为。人们对此议论纷纷，直到他们了解到我那时了沙子严格的软禁之下，他们才对之表示了理解。我曾经三次向红色高棉领导人提出，请他们准许我参加毛泽东主席的葬礼，至少让我到金边的中国大使馆，在悼念簿上签上我的名字。可是我的每个要求都遭到了拒绝。于是我只好写几封信，…     

关于少年麻醉剂瘾者问题

少年麻醉剂瘾者,这是我们共同关心和忧虑的问题。深深潜入我们社会机体内部的麻醉剂狂逐渐具有了严重慢性病患者的一切特征。这里举几个数字:1984年诊断为“麻醉剂狂和毒品狂”的病人,平均每10万人口中有13.7人,1986年为17.1人,1987年已达到21.5人。在未成年人中也保持这种发展趋势。对普通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学生的连续调查结果表明,1986年有6—8％的学生服用过麻醉剂,那怕只一次,而1987年已达到12％。个别地区在同期内增加了几倍。进行全面而有效的治疗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1987年前的实践效果是不大的,特别     

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刑法中的刑罚

十九世纪初,资产阶级力图把它的法和道义结合在一起。因为在那个时期资产阶级是先进的阶级,所以它能够宣称自己的法和它所适用的刑罚是“自然法”,是理性的要求,是绝对的命令。在与封建法作斗争的时期,资产阶级体现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因而使资产阶级法享有道义上的威望。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资产阶级能够宣称由资产阶级国家所适用的刑罚是合     

生命中最美的一天

今天早晨醒来,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我生命中最美的一天.有时,我怀疑过自己是否能够活到今天.可是我现在还活着,为此,我要好好庆祝一番.     

专利案件中的补救方法

许多专利诉讼涉及到获得所授予专利的权利的确定问题。有关对授权的异议的起诉通常先是由专利局受理,对专利局决定不服还有权向高级法院申诉。对专利侵权的补救方法有禁令、损害赔偿或者报告收益和勒令交出以及销毁违法器材。然而,“产权转移”的损害赔偿是没有的。应该适用通常的损害赔偿的根据,这就是说,向原告赔偿他所遭受的侵     

澳斯特罗—泰语

P.本尼迪克特(Paul K.Benedict)又名白保罗,是当代美国知名的语言学家,他从30年代开始研究汉藏语言,著有《汉藏语言概论)(Sino—Tibetan:A Conspectus)等书和多篇论文。1942年他写了《台语、卡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东南亚的一个新联盟》(Thai,Kadai and Indonesian:ANew Alignment in Southeastern Asia)一文,1944年刊在《美国人类学者》(Ame-     

美学和艺术的起源与综合

美学从没有象在二十世纪那样变得如此复杂,如此精致,如此形形色色。诚然,在古希腊,哲学学派林立,而美学本身只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起才明显地显示出了艺术和审美的两个歧异的分支:把美学看作是关于美的学说的传统发端于柏拉图;而把美学看作是关于艺术的学说的传统起始于亚里士多德。他们制定了美学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范畴。2500多年来,在欧洲美学中,这些原则和范畴不断得到了发展:美或者美感,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