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书商伪造清人判词举隅:以平襟亚改两则刑部驳案为名吏“妙判”为例

民国书商平襟亚出版的“清代名吏判牍”系列中的部分内容可疑,其中两则“妙判”均改编自乾隆朝刑部驳案。平襟亚改《驳案续编·刨坟掘棺偷窃二次》为《曾国荃判牍·开棺见尸之妙判》,通过改变原案情节和审级,将本系从州县到皇帝各级均参与的死刑案件变换由地方直接审结,将本属于刑部的纠错意见安插在曾国荃名下。在编造《袁子才判牍·借端诬陷之妙判》时,平襟亚虽效仿《驳案新编·擅用赦字世表字样拟徒》中由重改轻的裁决思路,却将乾隆帝处理文字狱的综合考量,错置为袁枚的宽仁主张。两则“妙判”是典型伪作,具备共性,据此解析平襟亚作伪手法及动机,有助于对同编者及同时期出版的其他清人判词明辨真伪、去伪存真。     

《唐律疏议》中的“及”字例析——传统中国的立法技术一瞥

展现中国古代立法技术的"八字例"中,包括"及"字。唐律以"及"字分隔特定内容,其适用情形可分为两类:一是开放式地列举典型事项以描述大略,常见于对人、事、物的解释说明;二是穷举各种可能以限定范围,常见于描述行为及多个行为人之间相互牵连的关系。定律广泛使用"及"字,而不拘泥于"同罚"。律条中用"及"字,符合"互文省文之法",体现轻重权衡之理,集连贯与分类效应于一字中,提示异质同构、异事同罚的条件性。律典中所用的"及"字,往往是在含混列举与准确分隔之间切换,体现了法律用语在细致与简约中求取平衡。     

消费主义背景下的传媒娱乐化倾向

消费主义作为一种全球化的文化浪潮,对中国的传媒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消费主义所倡导的商品逻辑和视觉转向的背景下,中国传媒的娱乐化倾向表现得尤为突出。为了有效抵制娱乐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在传播中凸显人文关怀,逐步建立起多元共生的传媒文化。     

“可不是”的固化历程及相关问题

本文探讨现代汉语“可不是：”的对话衔接功能和固化的形成过程，其中“可不是，”中的“是”已经进一步语法化。“可不是”最早连用的例子出现在唐代，经过宋元时期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可不是”已经固化。文章认为，语用推理和语境吸收是诱发“可不是，”固化的主要机制，语用强调和主观化是导致“可不是：”固化的主要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