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论视阈下职务犯罪自首制度的应然转向

职务犯罪自首制度在实然上是一个涉及刑事政策与反腐败政策、纵贯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的复合型刑罚激励系统。因此,应该立足于系统论的视角全面观察职务犯罪自首制度。从系统的目标来看,职务犯罪自首制度在实践当中具有过度的政策化导向,并未完全发挥自首制度本身的刑罚激励机能;从系统的规范角度来看,职务犯罪自首的成立空间相对狭小,致使规范的合理性和确定性不足;从系统与环境的适配性来看,职务犯罪自首制度因为证明标准较为简单粗糙,导致在适用和与周围环境的适应当中出现了异化趋向。职务犯罪自首制度的改善应该从明确系统目的、强化规则意识、加强程序救济、改善关联环境等方面努力。     

中国犯罪治理的制度逻辑:以总体性治理吸纳现代化治理

中国的犯罪治理实践在社会治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深刻理解中国经验并发展犯罪治理现代化理论提供了重要契机。中国的犯罪治理模式呈现出总体性治理吸纳现代化治理的复合型制度逻辑,具体的经验资源包括:以"平安中国"为主线推进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将总体性的政策治理观融入犯罪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借助枫桥经验联接国家主导与多元参与,实现治理权威与治理角色的重新分配;提升运动式治理的制度化与法治化水平,以最小的治理代价换取最大的治理效果;以"发展式预防""整体性治理"释放大规模社会建设活动的犯罪治理效应,实现源头治理与综合治理;鼓励智慧技术的"赋能导向式"应用,激发技术治理的犯罪控制与犯罪预防潜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犯罪治理应树立整体性、长周期的治理观,为吸纳、升级中国经验奠定基础;倡导精细化治理理念,寻求有效治理与正当治理的平衡;总结、固定典型案例的成功模式,强调中国方案的世界价值。     

“全民触网”时代儿童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路径

全面触网时代儿童个人信息面临的主要安全风险是信息泄露、信息交易和信息滥用。面对日益严峻的儿童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儿童及其监护人的信息安全意识不足,导致儿童个人信息能够轻易流入网络市场;大数据行业过度逐利、淡化安全的理念追求,使行业自治的实际约束力大大降低;先发展、后治理的理念无法明确监管底线和执法边界,不能为大数据行业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合规标准;前置法与最后法的衔接不畅,不利于构筑立体化的儿童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基于儿童个人信息安全的防控疏漏,监管机构和执法机构应建立风险识别和风险警示机制,提升儿童及其监护人的信息安全意识;政府需引导行业探索个人信息安全信誉评价体系,通过强化安全与利益的联系提升行业自律的实效;合理监管和合规引领应作为未来监管的重点,促进信息保护与信息利用的动态平衡;刑法对于此类犯罪应适度降低入罪门槛,优化刑罚配置,促进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衔接。     

舆论与刑法的偏差式互动: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的中国叙事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舆论诉求与刑法回应已然发展成为一对既密切关联、又有所区别,甚至存在矛盾冲突的新力量,深度嵌入未成年人罪错行为治理的复杂格局之中。引入长短期记忆网络(LSTM)对14058条新浪微博相关评论文本进行情感分类,分别统计正向、中性、负向情感的高频词,可以数据化呈现社会舆论的具体诉求与刑法回应的实际效果。面对社会舆论对刑法功能的过度期许、对保护理念的极度排斥、对规范设置的明确否定,刑法采用了分散式功能叙说、不能“一放了之”的话语体系置换、年龄整体下调与多重限制并行的回应策略。然而,这一回应策略导致社会舆论对刑法的功能期许不降反升、保护与惩戒的理念认可度更加失衡、限制性规范存在异化风险。刑法应在理解、尊重社会舆论的演化逻辑与核心诉求的前提下,逐步缩小功能诉求与治理供给的偏差,以惩戒理念的强调带动保护理念的培植,寻找支持个别下调的正当性基础,探索“舆论诉求—刑法引导—社会互动”的“杜鹃—鸳鸯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