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自由贸易协定范式——欧盟联系协定的范式特征、多元路径及其外部治理效应

在法律化的欧盟外部关系样态中,联系协定成为一般自由贸易协定与入盟条约之间的独特范式。无论是在范式特征、内容构成、实施路径还是影响效应上,欧盟联系协定都超越了一般自贸协定范式。欧盟联系协定的范式特征表现为:复合权能导致的"混合协定"法律形式;包含但超出贸易自由化的多维内容;由欧盟、成员国和联系国三方组成的"制度三角"决策体系;欧盟与联系国在规则扩展与制度进入之间的不对称关系格局。在共有范式特征下,基于地理标准、协定方式和联系意图三个维度,欧盟联系协定又内在分化为三种实践路径:作为入盟前准备的联系协定、作为欧盟成员国替代的联系协定和作为与非欧洲国家建立特别待遇关系的联系协定。欧盟联系协定的范式特征和多元路径使得欧盟在外部关系方面产生比一般自贸协定更加深远但又具有差异的影响,在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程度不等地进行欧盟规则的对外扩展,形成欧盟与联系国之间的差异化外部治理效应。     

美国知识霸权压力下的欧洲国际关系学——欧洲国际关系学的多元选择及其绩效差异

面对二战后的美国知识霸权的结构性压力,欧洲内部的不同国家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选择了发展本国国际关系学的不同知识路径,这就使得它们应对和化解美国知识霸权压力的绩效具有差异。英国的独立性的内部指导合作和北欧地区的开放性的多层次合作是较为成功的化解美国知识霸权压力的知识发展路径,而法国的独立性的学术孤立和意大利的开放性的移植生长并没有突破美国的知识霸权。来自于欧洲内部的多元的国别性和地区性的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发展能量正在创造一个整体性的欧洲国际关系学,它与美国的国际关系学在知识关系上日益呈现出复合相互依赖的特征,在一个相对独立和大致平等的基础上与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进行互动。这样的整体性的欧洲国际关系学并不是要求一个单一化的欧洲国际关系理论,而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别性的、地区性的国际关系学。     

国际关系学科史视域下的国际合作研究:一种单向度的关联分析

作为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国际合作研究呈现出几个明显的历史特征:时间上,国际合作研究主要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空间上,国际合作研究真正诞生于美国.理论载体上,国际合作研究主要存在于新自由主义理论中.国际合作研究发展的历史特征受到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历史的深刻影响,国际关系学发展历史中的"国家知识霸权"的演变、"范式知识霸权"的更替、"大争论的学科发展模式"、"着重于行为研究和语言研究的重大知识革命"对国际合作研究具有重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际合作研究为何呈现出这样的时空特征和理论特征.这种分析是从国际关系学科史的视角出发的,而且是一种单向度的分析,强调国际关系学科史对国际合作研究的影响.     

容克委员会主席化的新发展及其动力解释

2014年上任的容克委员会的主席化的新发展包括制度和行为两个方面:在制度层面,因为委员团的激进重构和以秘书处为中心的行政控制加强而进一步推动了主席行政资源的中心化,使其行政维度进一步强化;在行为层面,因热门人选程序的引入而初步实现了政治的个人化,从而开创了政党维度与选举维度的主席化。由此,容克委员会的主席化在历史上首次形成包含三个维度的完整结构。行政维度的深化动力主要来自容克主席个人,动力机制是容克主席在委员会形成过程中所运用的关于委员的职务分配与政策任务分派这两个工具;政党维度与选举维度的新生动力主要是欧盟超国家机构——欧盟委员会与欧洲议会的合力形成对欧洲理事会的博弈优势,动力机制则是热门人选程序及其后续进程。容克委员会主席化的发展动力可从新制度主义理论中获得系统性解释。     

英国脱欧与英欧数据保护关系的新构建

英国脱欧的强政治化动力使得英欧未来总体关系发展为保留成员国资格、加入共同市场的挪威模式或特殊双边关系的瑞士模式的可能性较小,相对可能的理想博弈均衡点是"自贸区+模式"。在这一总体模式下,英欧新数据保护关系的内容之一是英国通过新《数据保护法》持续执行《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和《执法指令》等欧盟核心数据保护规范;内容之二是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英国获得"充分性决定+"的定制模式,包括《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和《执法指令》下的双重充分性决定、英国对于欧盟数据保护制度的适度参与。但这两个方面还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英欧新数据保护关系将呈现出欧盟的外部差异一体化特点:欧盟成员国身份的强政治化、英欧数据保护关系的强相互依赖以及数据保护政策的弱政治化,意味着英国即便脱欧,在数据保护上仍将参与欧洲一体化。     

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与跨大西洋协调的新发展

"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是重建和发展跨大西洋协调的新机制。大国竞争新态势、技术变革新潜力、新冠肺炎疫情新动能、美欧关系新困境等需求侧动因,以及美欧互动回应的供给侧动力,合力生成TTC。TTC的制度结构由政治层面的部长级对话与操作层面的工作小组组成,呈现政府间论坛的制度属性,发挥"联合对话"与"行动协调"的制度功能。通过TTC,跨大西洋协调的新发展囊括了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贸易和技术两个支柱,形成"贸易+技术"、"内部美欧关系+外部对华关系"的内容焦点。基于此,TTC的发展潜力一方面在于对原有跨大西洋关系恶化的"刹车"制动和止损,另一方面在于重建和更新跨大西洋关系的轨道,共同应对外部竞争。但是,TTC自身的制度不完备、美欧之间数字政策"脱节"、对华政策分歧等缺陷制约着TTC的潜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