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政治文化:概念之辨与研究进路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在党的建设史上有着重大意义。党内政治文化的提出,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涌现出一批成果。但由于这一命题正式提出的时间较短,学界对政治文化、党内文化、政党文化等名似实异的概念辨析不够,是造成创新性不够、研究范式单一、难以形成有效学术对话等不足的根本原因。深化党内政治文化研究,不仅要注意概念的界定及辨析,更要在方法论层面有所突破,应从转换研究议题、变革研究范式、转换研究具体路径三个方面入手。     

十九大以来关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研究述评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新时代党的领导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学界聚焦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形成背景、主要内容、实施路径与价值意义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其中不乏许多有意义的成果。但是,由于这一重大命题正式提出的时间较短,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研究成果数量相对较少,还存在学术研究与宣传界限模糊,研究重复度高、缺乏创新,研究方法单一,研究视野不够开阔等不足,研究质量有待提高。将来应在增强学理分析、拓宽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加强理论建构等方面进行深化,推动对该指导思想的学术研究取得新的发展。     

中苏两党中央组织局机构变迁的历史比较

中国共产党一度受苏共影响极大,中共中央的组织体系即是"以俄为师"的产物,但中共中央的组织体系仍保留着一定的独特性。中共虽几度设置中央组织局,但其职权范围与人事构成与苏共中央组织局有很大不同。在中共中央机构设置中,政治局始终是一个独立的领导层级,组织局一直作为政治局的执行机构而存在;而苏共中央组织局长期以来与政治局名义上平等,都是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构。中苏两党中央组织局虽都是因事而设,但苏共中央组织局之废立受党内斗争和领导人个人意志影响颇大,中共中央组织局之调整主要是顺势而为的结果。     

亲缘腐败：典型特征、诱发因素与矫正之道

亲缘腐败的典型特征主要表现为扩张性、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扩张性是亲缘腐败的首要特征,即腐败多为一种"裂变式扩散"的蔓延形态,必须警惕"亲缘腐败"模式制度化所带来的极大危害。其次,亲缘腐败中的利益共同体由血亲、姻亲等关系黏合而成,所以通常具有强稳定性的组织形态。最后,由于亲缘腐败的扩张性和稳定性,腐败规模必会越来越大,所积累的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最终不可持续。从诱发因素来看,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是诱发亲缘腐败的深层原因,官员职业角色的错位通常是其直接诱因。遏制亲缘腐败,就必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对症下药,形成一套作风建设与家风建设双管齐下、制度建设与思想建设双向发力的综合治理模式。     

论“三个务必”思想命题出场的动力、路径和语境

“三个务必”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重要命题，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忧患意识的全新话语表达。“三个务必”的“出场”，是在一定“出场动力”作用下，沿着一定“出场路径”，并在一定“出场语境”中发生的。“三个务必”的出场动力，来自远大理想和现实目标的内在张力，来自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客观需要和主观能力的内在张力，来自革命党与执政党双重身份的内在张力。就“三个务必”的出场路径而言，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擘划了历史路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擘划了理论路径；集中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六个坚持”的生成擘划了现实路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的时间语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空间语境，以及三个“务必”互动关联而生成的文本语境中，“三个务必”思想命题得以“出场”。     

再论一二九运动的历史走向及其成因

1935年末,在日方策动与地方实力派配合下,“华北自治运动”达到最高潮,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地方实力派间的博弈亦白热化。在此种复杂情势下,在中共地方组织领导下,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学运之初,基于不同政治考量,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宋哲元对学运的态度存在分歧。然而,国民党当局既难以满足学生的政治诉求,其直辖区域的党政组织也无力领导学运。随着华北局势逐渐稳定,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宋哲元对学运的态度最终达成一致。一二九运动在双方合力制裁下最终陷入低潮,但国民党政府的权威和形象也因此受损,这客观上为平津等地的中共地下党恢复组织、扩大影响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