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调研中看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经济、有效、人道的刑罚执行方法,代表着刑罚执行的未来走向。但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起步较晚,总体发展水平比较低,尤其是缺乏一个成熟完善的社区矫正法律体系。通过对虹口区社区矫正实施情况的调查报告,根据社区矫正的理论,对社区矫正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对社区矫正制度的改革建议。     

论侦查阶段的程序性辩护——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视角

程序性辩护是辩护方行使诉权的一种重要方式,其直接目的是促使法庭宣告警察、检察官或法官的程序性违法行为无效,从而使违法者遭受某种程度的惩罚和制裁,使被侵害的权利获得司法救济。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和作用不容乐观,我国当前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存在被追诉人程序性辩护权缺失的现实,构建和完善刑事诉讼侦查阶段被追诉人程序性辩护权大有可为。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法院调解民主原则

调解作为一项解决纠纷的制度,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尤其是儒家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是保护人类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和行为方式,它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将民主原则引入法院调解,是充分发挥调解作用的关键。本文对尚未确立于调解制度中的民主原则的讨论,是从法社会学和法律文化角度来证明其融合的必要性。     

依法治国的标志新探

上世纪末,随着法治国家的思想入宪,学界通说对依法治国的标志可以概括为立法上要求有完备的法律体系,执法上要有严格的执法制度,司法上要有公正的司法制度,守法上要有健全的公民法治意识,但随着理论的深化和社会的发展,作为法治标志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方面出现了新的趋势,本文试图从这些新的趋势中探求法治标志的新动态,以期完善法治标志的理论体系。     

未成年人刑案中品格证据的运用和完善

品格证据是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制度中的重要概念。在我国的证据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对品格证据问题虽有提及但不多见。应该明确品格证据的法律地位,通过规定品格证据的内容形式、取证程序、质证规则及采信标准,确立品格证据在少年司法程序中作为法定的定罪量刑证据之一的法律地位。可以先通过颁布相关的司法解释或者出台一些司法操作文件加以界定,选择部分单位进行试点,开展有益尝试,待时机成熟后通过证据法的制定等刑事立法予以规定,以解决目前品格证据的立法欠缺和司法认识模糊的现状。     

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困境与对策

目前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存在着缺乏配套法律规定、忽略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司法机关与其他保护机构衔接不够等问题，因而难以完全实现立法的初衷。为解决问题，应完善少年刑事司法程序，扩大司法保护范围，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建立社会化的保护制度。     

诉讼证明标准的当代思考

诉讼证明标准运用范围之广,运用主体之众,决定其在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一贯传统,以及以往一系列政治、哲学的传统因素,使诉讼证明标准的研究没有得到长足的进展。随着近年司法改革的迅猛发展,诉讼证明标准开始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焦点。     

秘密侦查法制化新探

秘密侦查是我国侦查实践中一种有效的特殊侦查手段，但由于人们认识上的误区以及制度上的缺陷，始终没有赋予这种手段以公正合理的地位。因此，应当借鉴他国秘密侦查在立法上遵守的相关原则，提出我国秘密侦查的法治化对策。     

论侦查阶段的程序性辩护——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视角

程序性辩护是辩护方行使诉权的一种重要方式,其直接目的是促使法庭宣告警察、检察官或法官的程序性违法行为无效,从而使违法者遭受某种程度的惩罚和制裁,使被侵害的权利获得司法救济。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和作用不容乐观,我国当前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存在被追诉人程序性辩护权缺失的现实,构建和完善刑事诉讼侦查阶段被追诉人程序性辩护权大有可为。     

秘密侦查法治化新探

秘密侦查是我国侦查实践中一种有效的特殊侦查手段,但由于人们认识上的误区以及制度上的缺陷,始终没有赋予这种手段以公正合理的地位.因此,应当借鉴他国秘密侦查在立法上遵守的相关原则,提出我国秘密侦查的法治化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