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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尹锡悦上台后重塑韩国对外政策,政策基调呈现对美“战略倾斜”态势,并尝试在此基础上发展“基于相互尊重的中韩关系”,选择性地开展对华合作。受此影响,中韩高技术合作壁垒有所强化,两国供应链稳定受美国因素干扰的风险有所增加,经贸合作受美韩安全合作冲击的可能性提高。然而,受制于美国自身原因及韩国经贸结构,韩美深化合作具有明显的限度,且中韩具有相当规模的共同利益,深化经济合作基础依然牢固。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中韩应深入挖掘东亚市场、深化双边供应链合作,有效控制美国因素对两国经济合作的干扰,实现互利共赢。  相似文献   
2.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缔结为加速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创造了条件.然而,日韩两国对区域经济合作走向的调整以及三国围绕RCEP+议题的博弈、中美战略竞争等因素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复杂影响依然存在,中方加速协定谈判面临挑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对三方管控供应链风险、加速经济复苏、打造地区最终消费市场、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升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协定的关键在于中国能否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率先实现强劲复苏,促使日韩主要从经济收益视角审视协定的价值,管控相互竞争与制衡思维,搁置争议、加强合作.  相似文献   
3.
中日韩FTA谈判启动以来,三国缺乏在敏感领域相互妥协的动力,谈判始终未能取得突破。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日韩受到不同程度冲击,三国在抵御出口下降风险、缓解特朗普政府贸易谈判压力、维护区域一体化整体收益等方面的共同利益,使得中日韩FTA谈判出现新的机遇。然而,政治分歧、历史纷争对经济领域的外溢影响依然存在,中日韩对协定自由化水平的分歧,域外国家对一体化进程干扰等风险也使得中日韩FTA面临新的现实挑战。缔结中日韩FTA仍需各方持续共同努力,中国应在这一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相似文献   
4.
金香丹 《东北亚论坛》2024,(1):80-95+128
构建“供应链联盟”是拜登政府对华制衡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强化美国对印太地区供应链的控制力,削弱中国影响力。拜登政府无视供应链权力结构的本质特征,利用地区各国对其安全、经济依赖,推动供应链由“经济驱动”向“政治驱动”方向调整。然而,权力来源多元、环节复杂交叉、相互依赖导致一国控制供应链的难度愈加提高。面对供应链复杂性与中国生产、资源、市场优势,“联盟”难以精确确定对华“断链脱钩”范围,亦无法根本性降低对华依赖。而在分散化供应链权力结构下,美国的伙伴国势必在发展与安全间寻求平衡,拜登政府协调联盟的难度持续加大。供应链权力结构调整的结构性动力来自于中美实力差距变化,所谓“联盟”难以实质性强化美国的供应链权力,中国与域内各国所形成的供应链黏性成为反制美国单方面对印太供应链塑造的基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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