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知人”

从传媒披露的案例看,腐败分子的违法乱纪问题,不少是由情人“告”出来、窃贼“偷”出来、同犯“咬”出来的,还有的是公安、检察机关办案时“牵”出来的。由本部门、本单位查出问题的倒不是很多。这当然和工作特点有关,查案办案,职责所在,这也不奇怪。这种现象倒引出一个话题,就是如何“知人”。“知人善任”,是领导者的一个职责。善任的前提是“知人”,恰如辩证才好下药。只有真正“知人”,才能选准干部,用好干部,管住干部。有的同志说,“知人”太难。这不无道理。俗语说“上明不知下暗”,贪赃枉法的腐败分子往往善于伪装,想弄清他们“袖里…     

杂文与评论

杂文,是一种边缘性文体,是说理与形象相结合的一种体裁。瞿秋白为鲁迅杂文选集作序时说:“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这里以论文为中心词,杂文是论文的一种具有文艺性特点罢了。也有人提出杂文是“诗与政论的结合”,这似乎又前进了一步,文艺(诗)与政论平分秋色,但很难给它定性和归类,也给创作和理论研究带来困难,有人把它当作评论来写,有人把它写成诗。而鲁迅自己的意见呢?他在给徐懋庸的《打杂集》作序时说:“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但是,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     

正确理性看待贫富差距

人们关注贫富问题,希望缩小这种差距,是完全正当的、可以理解的。党和政府强调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等,很     

没有探求就没有突破——评一九七九年短篇小说创作

过去的一年,是我国各条战线都取得了重大成就的一年。作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突击队的短篇小说,更是在前两年初步繁荣的基础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收。     

关于诗歌特点的再商榷

关于诗歌的特点,何其芳同志在《关于写诗和读诗》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和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炼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这是对诗歌特点的比较科学的概括。所以,人们在谈诗时,往往沿用这种说法。王长俊同志在《关于诗歌     

江青三十年代拥蒋反共的罪恶记录

三十年代中期,叛徒江青炮制了十多篇毒汁四溅的黑文,这是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它记录着江青从事反革命政治生涯的种种罪恶,画出了她拥蒋反共的丑恶嘴脸,显出了历史反革命的原形。“奇文共欣赏,疑问相与析”,啃一啃这些“酸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江青由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的真实面目,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漫谈文学的轻骑兵—报告文学

粉碎“四人邦”以后,五彩繽纷的百花园里绽开一朵璀灿的红杜鹃,这就是人们十分关注的报告文学。它带着新时期的时代风貌,以完全崭新的战斗雄姿,矗立于文坛艺苑之中,成为热烈欢呼祖国春天来到的报春使者。     

散文意境创造的特色

散文创作也和写诗一样,都致力于意境的创造。晚清美学大师王国维说:“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深浅而巳。”(《人间词话》)近代散文理论家林纾也说:散文写作要“后文采而先意境”。是的,意境是散文的艺术生命,它的有无或深浅,往往关系着散文美学价值的高低与得失。那么,何谓意境呢?按我国传统理论的说法,即指作品中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描写对象融合为一而产生的一种艺术境界,是实境和虚境、象内和象外的艺术统     

三十年代的江青扮演什么角色?

江青原是演戏出身。她曾喋喋不休地吹嘘:“从小参加革命”,在上海“演抗日戏剧”,“对王明路线早有察觉和抵制”,把自己打扮成“与鲁迅站在一起”和王明路线斗争的“英雄”。可是,在三十年代的历史舞台上,她究竟扮演过什么洋的角色呢?查一查那个年代的有关史料,今日之江青,即昔日的蓝苹,原来是一个推销“国防电影”“国防戏剧”的丑角,充当过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忠实走卒,是一个向人民公敌献媚邀功的老投降派和历史反革命。     

论写作的文体感

论写作的文体感凌焕新写作，离不开文体。正如宋代倪思所说；“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大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见吴纳《文章辨体序说》第１４页）文体，从文章物质化的成品来看，是文章内在性质的外化形态和类型，是隐匿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