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积极养老＂成为＂基本国策＂

目前，中国人口结构已经基本完成转型．平均寿命从改革开放之初的68岁提高到目前的74．83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与此同时．中国老龄化的速度明显加快，进入“高度老龄化”的阶段。到目前为止．中国也成为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     

国内城市社区冲突研究十五年:回顾与反思

快速推进的城市化和社区利益分化引发城市社区冲突多层面发生。通过采用文献统计和文本分析的方法,辅之以Citespace软件,对国内城市社区冲突研究进行了全面梳理。经过十五年的发展,学界引入矛盾分析、多元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公民权利等多元视角,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定性分析为主、社区冲突"双重变量属性"为核心的研究脉络。社区冲突研究也经历了三个转变:从初期就事论事的"本体论"走向"方法论",从将社区冲突默认为"不稳定因素"的片面认识转向发掘社区冲突的双重建构功能,从初期静态的理论思辨转向动态的具体环节的研究。但是,社区冲突研究与现实需求尚有较大差距,应当在做好对策研究的同时,重视理论研究,特别是加强综合性、系统性和差异化研究。     

从政治“排斥”到“积极整合”:新时期党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整合政策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党不断深化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并且适时调整了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整合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政治排斥"到"积极整合"的过程。这既体现了党治国理政思路的转变,又体现了私营企业主"权利扩充"的过程。由于每一次政策调整,都涉及利益再分配问题,因而要从全局出发统筹考虑各个阶层的利益,适当调整整合策略:其一,要保护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积极性;其二,要规避私营企业主的负面效应;其三,在对私营企业主进行积极整合的同时,要注意照顾其他阶层的利益。     

治理视野中的城市基层管理改革:问题、悖论与出路

大国治理的基石在基层。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迅速推进,各地陆续进行城市基层管理改革。但是,在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不少缺陷:在范畴上,基层管理被狭隘地界定在社区层面;在结构上,存在"强政府弱社会、党的作用未摆正"的误区;在机制上,存在"社会管理行政化"和"服务外包简单化"的局限。由于理论预设与现实环境的非对称性,城市基层管理凸显出"主观减负与长期增压、小政府主张与弱社会现实、赋权社会与权力回旋"等三重悖论。总体而言,当前的城市基层管理改革凸显出"问题导向"的特征,未触及治理的根本,特别是在社会赋权方面缺乏战略布局。未来改革的出路在于:跳出社区谈基层,做好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的衔接;培育社会力量、摆正政党位置,完善基层管理的结构;正视赋权社会,推动城市基层管理社会化。     

政治赋能与双向激励：地方政府持续创新的驱动机制——对成都市基层治理创新的案例考察

本文引入“系统条件-过程机制”的二维分析框架,解释为什么在同样的系统环境下,有的地方在基层治理方面没有创新,有的地方则持续创新。研究发现,社会问题与政治环境等系统因素是地方政府持续创新的充分条件,过程机制才是其发生的必要条件。对地方政府内部运行的深度分析展示了地方政府持续创新的“内驱机制”：一是地方政府内部存在党委领导与中坚干部的交互强化机制,党委领导主动改革、中坚干部发挥创新倡议与政策链接的作用,使得地方政府持续创新充满能动性;二是政治保障机制,创新机构化与制度化保证了地方政府持续创新的方向;三是正向反馈机制,创新获得的效益形成持续创新的激励;四是渐进累加机制,各类主体形成行动惯性,使得创新中断或退出面临沉没成本。其中,前两者反映了“政治赋能行政”的逻辑,后两者体现了“社会双向激励”的逻辑。     

富人移民折射出中国社会建设的紧迫性

近年来,富人移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热门话题,网民们对类似事件几乎一边倒地持＂质疑＂态度,指责＂贪腐论＂者有之、指责＂为富不仁＂者有之、甚至指责＂变相叛国＂者有之。一个需要正视的背景是,＂世界是平的＂,在全球化的今天,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和正常。     

资源重置：重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直接诉求

在城乡分隔的二元经济体制下，生产要素大凡以“城市”为中心单向流动，农村资源强制向城市单向流动，农民至少承受着“生产技能高度流失”、“基础资源加速流转”、和“再生资源高价购买”的三重“剥夺”，国家在社会保障上继续偏向城市的政策，使农民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者。重置资源是重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直接诉求，政府要利用公共资源分配权，合理引导资源回流农村；公正地对待城乡保障，重点保障低收入的农民人群；在跨产业的调节上，扩大农业的范畴，尽可能地将后农业生产的利润留在农业内部，完成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历史使命。     

城乡一体化要摆脱两个理论误区

避免以城市工业扩展为中心论对城市化发展空间的限制作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确实是与工业化的扩展一路相随的,但中国特殊的人口结构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城市化的速度。中国工业化的过程虽然需要补充大     

空间、制度与治理:两岸三地城市商品房社区治理的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商品房社区广泛扩展,其建设与治理的模式承袭了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部分基因"。社区是时间、空间、人群与制度交汇的产物,商品房社区的典型特征是空间与服务的"二次商品化"。既往的研究缺乏对这两个环节的"贯通式"制度研究,本文引入空间和制度的视角,对两岸三地的商品房社区治理展开全过程比较。研究发现,制度在商品房社区"二次商品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刚性约束作用。"空间商品化"环节的"制度失准"埋下了后期治理的隐患,"服务商品化"环节对权责配置的"制度模糊"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贯穿其中的是对权利关系的规范失调。具体而言,与港台地区相比,中国大陆商品房社区的土地出让规模、人口体量偏大,造成了后期治理中的业主组织和动员难题;由于缺乏对市场组织、业主组织的监督条款,且采取"积极多数决"的决策手段,造成了业主群体的服务选择难题。由此观之,找准时空坐标,贯通"空间生产-后期治理"全过程,完善制度设计,调整和规范"二次商品化"中的权利关系,是推动商品房社区治理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