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型组织之研究

任务型组织是一种越来越显性化的组织类型。在工业社会,它是常规组织的补充形式,而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它的社会功能变得越来越强。对这类组织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并提出具体的管理方案,是一个迫切的课题。任务型组织研究的理论目标就是要从理论上系统地建构起不同于常规组织的任务型组织模式,以求适应现代社会管理的需要。     

把握服务型政府研究的理论方向

近几年来,一个响亮的名称在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热传:服务型政府。伴随着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特别是温家宝总理在 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好地为基层、企业和社会公众服务”的要求,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政府自身改革的力度。现实的需要催生了理论的活跃,特别是“服务型政府”与“公共服务型政府”理论争鸣方兴未艾,那么它们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托是什么,其基本的内涵该如何把握?二者究竟区别何在,是否有本质的分歧?是否可以统一于我国政府转型的现实之中?作为已取得强势话语权的服务型政府理论该如何广纳百川、吸收其他理论之所长?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了数位国内知名专家进行理论阐释,以期为他们提供一个理论争鸣的平台,为读者提供可资思考的凭借。本策划选题分上、下篇分期推出,上篇主要集中于理论探讨,下篇将主要集中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践探索。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动态平衡

社会是一个发展着的整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动态平衡是社会稳定、繁荣的基础.在具体的历史阶段中,物质文明的低位往往可以在精神文明的强化中获得补偿,但精神文明的发展滞后却很难由物质文明来加以补充.相反,精神文明的发展滞后会干扰、破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人们的需要已远远超出有饭吃、有衣穿的低位满足,精神文明在社会稳定和发展中的作用愈益彰显.     

组织资源及任务型组织的资源获取

对组织资源的管理是组织管理中一个重要方面。任务型组织在资源需求以及获取方式和途径上都与常规组织有着很大的不同,常规组织总是被要求通过正式途径获取资源,而任务型组织则需要更多地借助于非正式途径获取资源。     

对平等和公正的历史考察

在和谐社会的目标追求中,平等和公正是优先考虑的问题,平等是公正的基础和前提.在等级社会,没有平等,也就没有真正的公正.在近代社会,由于法律制度以及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确立,出现了形式平等,而实质平等则没有实现的可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要确立形式平等,更主要的是要实现实质平等.平等与公正是有着广泛社会价值的,在人的创造性能力的实现中,平等和公正能够发挥基础性的作用.而且,我们当前所面对的地区性和世界性的问题,也需要通过平等和公正的途径去加以解决.     

论公共管理中的服务价值

在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存在着价值冲突,主要表现为权力观念、法律观念和服务观念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不应当理解成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因为,在价值体系中,价值观念之间有着中心与边缘的结构。公共管理中的一切价值因素,都是建立在服务价值的中心之上的,是服务价值在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我们为什么要建设服务型政府

服务型政府是与中国政府的行政改革联系在一起的,是在对改革道路及其目标的思考中提出的一项战略性目标。然而,在关于服务型政府的研究中存在着各种各样错误的认识,这对于中国社会的服务型政府建设而言,是有害的。考察中国政府行政改革走过的路径,可以发现通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逻辑。在中国政府提出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时,实际上是站在了人类治理文明发展的最高点上了,既是把握了人类社会治理变革新趋势而取得的一项思想成就,也是前瞻性地规划未来政府模式的科学追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几乎是与西方国家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开始进入了行政改革的季节,但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证明,西方国家已经陷入了改革失灵的境地,而中国政府正因为提出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而持续地走在改革的康庄大道上。     

论合作制组织中的行为选择

组织是现代社会生活得以展开的基本途径,人的几乎所有现实的生活都必须通过组织去加以实现。但是,官僚制组织只是人们在工业社会中开展社会生活的必要途径,在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后,官僚制组织显现出了不适应的状况,以至于我们需要去构想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合作制组织——去保证人的社会生活得以延续。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呈现给我们的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在此条件下,官僚制组织为了组织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而压抑组织成员的个人行为选择的做法会把整个社会拖入到风险状态之中。因而,我们关于合作制组织的构想是指向人的行为选择自主性的,相信作为合作制组织成员的人在自主性的行为选择中可以获得更强的突发性危机事件应对能力。就此而言,合作制组织将是一种不同于官僚制组织的新的组织类型。     

论社会治理中技术与制度的辩证法

工业文明在某种意义上是以技术进步为标志的。人类自进入近代以来,持续的技术发展已经征服了整个社会,技术进步不仅是撬动社会发展的杠杆,也是社会发展的成果。就技术与制度间的关系而言,虽然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技术进步会直接地作用于制度,诱发制度变革,但是,技术的进步必然会积聚起最终引发制度变革的力量。技术的发展与制度的变革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中来看这一问题,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处于一种互动的过程之中。总的说来,在历史的宏观视野中,技术进步必然引发制度变革,而在微观观察中,却不必然如此。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对于制度变革的态度应当是积极的和主动的,而不应是等待技术的进步自动引发制度变革。     

论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德治及其制度安排

在思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方式的制度设计与安排问题时,关于德治与法治建设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实,德治与法治是与特定的社会治理模式联系在一起的。统治型的社会治理客观上有着德治的要求,但是,由于这种社会治理是在权力关系的基础上,所以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德治。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属于法治的范畴,却在突出法治的同时排斥了德治。只有公共管理所预示着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才是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社会治理。在德治建设中,关键是着力于制度安排上的德治,而不是寄希望于教育,可以通过德治化的制度建设来为人们的道德信念的生成提供客观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