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层级：解释中国科层激励的一个组织视角

以晋升为核心的科层激励依托组织的层级设计。中国的政府组织采用的是一种简约的组织架构,但层级简约也会产生晋升阶梯稀缺的激励困境。因此,在制度化的组织架构之外,存在着一种组织层级再生产的力量,用嵌套于正式层级中的隐性层级化解简约层级激励不足的困境。隐性层级的形成依托组织维度的权力运行与个人心理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个体经验一致性叠加的组织现象。大国治理中的党政关系、条块关系、资源差异等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为隐性层级的形成提供组织支持。从激励维度看,隐性层级的有效性源自其具有的即时灵活性激励,它通过改变激励频率与激励范围的方式增加组织的整体激励效能。     

以红色文化推进农村精准扶贫

兼顾思想价值和经济效益的红色文化建设,是有效促进革命老区农村经济发展,带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方法。红色文化通过对社会观念、管理模式和分配机制潜移默化地影响,形成社会制度的创新,有力引领扶贫工作。     

组织属性融合下的激励模式转变

激励是使组织成员完成目标的重要手段。从激励方向与激励强度两方面看，组织激励模式可以分为正向强激励、正向弱激励、负向强激励、负向弱激励。从时间维度看，我国政府组织的激励模式经历了从负向强激励到正向强激励再到负向弱激励的转变。激励的多样性与激励的有效性并存这一现象是由组织属性决定的，在我国，承担国家治理职责的政府组织具有官僚制与干部制的双重属性。在不同时期，官僚制与干部制的契合方式决定了组织的激励模式，而激励模式也反作用于组织，使得其不断调整技术属性与政治属性的结合点，实现组织属性与激励模式的互恰。新时代我国政府组织将逐渐呈现“工具理性与政治属性的共融”,激励模式的调整方向是利用组织的双重属性进行优势互补。     

政府过程中的复杂性条块关系及其产生逻辑——基于干部调配数据的观察

条块结构是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制度,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职责同构”的组织特征使得条块关系多被整体化研究与同质化对待。然而,既往研究忽视了层级与时间因素,条块关系难以被准确描绘。政府过程中基于权力运作形成的“条块层级”可作为解释复杂条块关系的重要工具,干部调配中的条块平调可以形构政府过程中存在的“条块隐性层级”,进而呈现条块关系。分析显示,条块关系在不同层级政府与不同时期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条块关系在层级维度与时间维度上的复杂性可以从条块权力的类型进行分析。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能够从整体上呈现条块结构下我国地方治理的权力运作逻辑。     

跨国务工青年的返乡文化适应研究——以吉林省延边州L市为例

通过对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L市赴韩务工青年进行深度访谈,来了解其在出国务工返乡后的文化适应模式、文化适应类型,同时分析其受教育程度、出国频次、性别、民族差异等变量与其返乡文化适应之间的相关性。分析返乡青年群体的文化适应困境和诉求,从价值观、社会网络、生命历程等角度剖析导致返乡务工青年缺乏归属感、与母国和客居国无法建立有效社会联系的原因,旨在研究跨国务工青年返乡的文化适应状况。     

建立基于服务型政府的绩效评估制度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2008年2月27日，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要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完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提高政府公信力”。     

精英主义对民主决策的“解救”——从民主决策到精英决策

民主决策和精英决策是现代政治决策的两大模式，作为民主决策基础的古典民主理论在现实运行中只能是一种难以实现的乌托邦，而精英主义则是对古典民主价值的一种补充和解释，但是精英决策方式的使用，如果不加任何限制就会走向一种反民主。这种困境的解决方式一方面可以诉诸于法律与人民监督等制度约束，另一方面则是要加强政治精英公共意识和公共责任的培养，通过各种限制实现精英主义对民主理念的补充。     

苏北农村社会资本与农民政治参与

目前。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的信任、网络、规范社会资本存在严重缺失的现象。通过对苏北地区农村的实地调查，可以发现社会资本缺失对农民政治参与各方面的制约，提出要通过发展农村社会资本的方式改善农民政治参与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