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看守所中立化改革立论依据辨析

目前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资料表明侦羁分离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看守所管理体制上的主要模式。分权制衡、诉讼中立、人权保障、无罪推定等理论不足以推导出侦羁分离体制明显优于侦羁合一体制的结论。侦羁分离与侦羁合一体制的选择,与一国司法体制有重大关系,我国没有必要实行侦羁分离体制。看守所在刑事诉讼中保持中立,不表明我国应实行侦羁分离体制,应重在实质上的中立而非形式上的中立。     

英美刑法共谋罪规则之价值述评

允许政府在不法协议达成之时提前介入国民生活,能实现法益保护极为早期化的目标。要求共谋者对其他共同共谋者为了推进共谋目标而实施的所有可以合理预见的实体犯罪承担替代责任,能威慑他人不参与犯罪共谋,并发挥策反和提取情报的功能,有助于打击、分化和瓦解群体犯罪特别是精密化的有组织犯罪。赋予政府追诉实体犯罪时所不具有的诸多程序优势以追诉共谋罪,政府能积极运用共谋罪程序规则灵活地进行犯罪追诉。     

论我国刑法改革的价值取向

未来我国刑法改革应当强化刑法的明确性和刑罚的轻缓性,重视刑法的行为评价和引导功能,弱化刑法的威慑功能,切实保障人权;同时积极推进刑事法网的严密化和法益保护的早期化,积极防卫社会,努力实现保障人权与防卫社会两大价值取向的动态平衡。     

美国刑法共谋者替代责任规则之演进述评

共谋者是否对共同共谋者实行的实体犯罪承担替代责任,美国刑法以平克顿案为分水岭,经历否定论→基本肯定论→实质限定论的演变历程。类型弱化标准是可合理预见性标准的重述,可能无法确保对平克顿规则的严格限制。事实弱化标准或超出轻微参与标准,更有利于限制共谋者替代责任的适用范围,将轻微参与共谋而与实体犯罪的实行存在弱化关系的共谋者排除在替代责任的适用范围之外。事实弱化或超出轻微参与标准,对我国处理类似案件具有借鉴意义。     

英美刑法共谋罪属性述评

共谋罪是一种抽象危险犯、继续犯和合伙型犯罪,这种观念和制度设计对共谋罪的刑事司法运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法益保护的早期化,犯罪认定的宽松化,责任范围的宽泛化,外化行为要件的形式化,追诉时效的延长化,脱离共谋的困难化,传闻证据例外规则的虚置化,管辖地选择的任意化等是共谋罪独特属性在刑事司法运作上的深刻反映。共谋罪的运用,在对付有组织犯罪、恐怖犯罪等严重犯罪,提前保护法益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同时也具有易被滥用、侵犯人权的潜在风险,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英美刑法共谋罪之不法协议要件述评

不法协议是共谋罪的行为要件,处罚共谋罪本质上是处罚不法协议。不法协议是共谋者从事共同计划的意志的持续和有意识联合。不法协议可以通过间接证据推导成立。单纯地默认他人的犯罪目标、单纯出现在犯罪现场、单纯地与共谋者有联系、单纯参与共谋的目标犯罪以及赞同他人的提议等不构成不法协议。普通法以群体危险理论支持对不法协议的处罚,不法协议是物质层面上的构成要件。处罚不法协议背后的理论依据可归纳为犯罪征表说,具有主观主义刑法的烙印。处罚共谋罪不等于单纯处罚犯罪意图或处罚“思想犯”。     

我国看守所管理制度研究若干误区与回应

刑讯逼供、牢头狱霸、超期羁押等问题,与看守所归公安机关代管没有实质联系。刑讯逼供主要发生在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入看守所前、"提外审"期间和非法定羁押场所。看守所内资源稀缺性、在押人员不健康心理因素和羁押权监督盲区是产生牢头狱霸的主要原因。看守所缺乏纠正超期羁押的刚性监督权。     

中国刑法语境中的“共谋罪”考辨

共谋罪是英美刑法特有的概念。共谋罪的本质是二人以上就犯罪、不法行为或其他行为的实施达成协议。惩罚共谋罪本质是惩罚不法协议。围绕“共谋罪独立于目标犯罪而具有可罚性”的基础性观念,英美刑法创设了相应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则。我国刑法中的阴谋犯、预备犯等与英美刑法共谋罪从根本上说是不同的范畴。我国刑法并不惩罚共谋罪。     

中国贿赂犯罪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比较

中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行贿方式、行贿罪的目的要件等的规定上具有契合性,在行贿人的刑事责任、贿赂的内容、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贿赂犯罪的规定等问题上具有差异性。     

数罪并罚成立范围之立法检讨

我国《刑法》规定数罪并罚的成立范围过于宽泛,从而导致数罪并罚的规定与累犯的规定互相矛盾,造成了罪刑不相适应的局面,还对并无错误的原判的既判力产生冲击。关于数罪并罚的范围,我国应当采裁判确定主义。相应地,累犯的成立也应当采裁判确定主义。犯罪人在刑罚执行期间再犯新罪的,应当以累犯从重处罚,并在此基础上将其与前罪的余刑合并执行,同时对最终执行的刑罚进行适当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