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仲裁机构对涉及人权问题的投资纠纷的审理

国际投资仲裁的当事人在仲裁中提出人权方面诉求的情况在最近十几年里缓慢地增加了,仲裁庭只有在仲裁管辖条款能够覆盖人权问题,并且当事人所选择的适用法能够为人权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引的情况下,才能就与投资有关的人权纠纷做出裁决。现有的国际投资仲裁机构自身存在很多缺陷,不适宜作为审理与投资有关的人权问题的理想场所。我国应该支持与投资有关的人权问题主要通过东道国的司法途径进行救济。     

中国法律对转基因生物产品安全的管理历程

转基因生物产品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备受关注，关于其安全性的讨论也从未中断。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对转基因产品实行了不同于传统产品的安全管理和贸易模式。中国非常重视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工作，某些转基因技术，例如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抗虫棉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同时，中国也是转基因生物产品的进口大国。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法律对转基因生物产品安全的管理也必然有其自身的特点。本文通过回顾中国法律对转基因生物产品安全的管理历程，分析推动法律完善的动因和面临的挑战。     

含贸易措施的多边环境协议与WTO之间的关系

贸易措施对保障某些多边环境条约的履行有重要作用,但是,含有贸易措施的多边环境协议与WTO之间既存在规则层面的冲突,也存在管辖权层面的冲突。这显示国际法在协调国际环境法和国际贸易法方面有空缺。在缺乏明确的规则指引的情况下,目前规则方面的冲突主要是通过司法机构的解释予以个案解决,而对于管辖权冲突现在还没有任何解决规则。     

论国家在重大灾难中接受和寻求国际援助的权利和责任

根据国际红十字会的统计,我们生活的世界正遭受越来越多的灾难。在灾难救助中,受灾国享有控制、管理和协调的主权权利,包括是否同意国际救援的进入。同时,受灾国负有保护和救助受灾人员的基本义务,为此义务的实现,受灾国不得任意地、武断地拒绝国际援助,这意味着拒绝国际援助应该有正当的理由。在灾难的损失规模和严重程度超过了受灾国自己的应对能力时,受灾国有责任向其他国家或联合国、政府间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请求国际援助。疏于履行这些责任,受灾国可能被指责没有完全履行其保护和救助受灾人员的义务。     

欧盟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评析

欧盟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管理在世界上一直是最严格的,因其严格,也遭到美国等现代生物技术产品出口大国的质疑.对欧盟管理转基因生物安全的指令和条例进行介绍,对新旧法律进行比较,从中可以看出欧盟这方面法律的一个发展轨迹,并介绍了欧盟及其成员国对这些指令和条例的执行情况.此外,还介绍了著名的美国等国家诉欧共体的转基因生物措施案,并对案件进行了简单的评议,从中可以了解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专家对欧盟有关转基因生物的措施的一些意见.     

国际法视域下的新冠肺炎疫情应对

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应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和共享疾病的信息,并遵守世界卫生组织的临时建议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传染病暴发时的应对指南。国际社会在认真考虑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的同时,可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防疫措施,包括加强对国际旅行的卫生检疫。在境外疫情传播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我国必须加强边境检疫,防止疫情从境外输入。同时,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国际贸易可能导致该病毒的国际传播的情况下,各国不应限制国际贸易。一些国家采取的限制国际运输和贸易的措施没有明确的科学依据。即使在疾病流行期间,任何限制贸易的措施,也必须符合《关税贸易总协定》和《卫生和检疫措施协定》的规定。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显示有必要加强世界卫生组织在协调和防止新发传染性疾病国际间传播的职能和国家间合作的必要性。     

跨界环境影响评价:中国在国际河流利用中的义务

对国际河流的利用很容易引发上游国家与下游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从一些国家实践、相关国际司法判例以及软法规定,可以论证一项习惯国际法原则,即在一国管辖和控制下的行为可能对其他国家造成严重环境损害的情况下,进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是其习惯国际法下的义务。中国与一些邻国间的跨界水合作明确地包括了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虽然中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不要求对建设项目和规划的境外环境影响进行评估,但中国仍然有这样做的国际义务。中国在与所有邻国的跨界水合作中,都应该考虑跨界环境影响评价。     

对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研究

政府的重视是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引起广泛关注和传播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已经颁布了很多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但由于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内生驱动力尚显不足,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实施仍有缺乏评价指标、依赖公权力推动、缺乏投诉机制和社会监督不力等问题。近年来,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和实践也随着中国投资走向了世界。为了提升我国海外投资的质量,我们应该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监督,并考虑适当的解决相关投诉的机制。     

新能源产业链激励政策及其补贴合规性——以太阳能光伏产业为例

我国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链中的各项激励政策与补贴形式,除了常规性的财政资助以外,价格支持和收入支持都应该纳入补贴的范畴。我国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补贴形式除了政府资助,价格支持性补贴措施主体现在光伏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固定上网电价制度,收入支持性补贴措施主是光伏发电电价附加制度。由于我国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链激励政策缺少消费终端的补贴措施,使得中游太阳能电池产能无法在下游消纳而滞留在中游环节转而出口,并可能构成可诉性补贴。产业关联效应也使得太阳能光伏产业上中下游不同阶段的激励政策可能产生产业链补贴的＂夹击效应＂,形成我国整个太阳能光伏产业链中唯有中游太阳能电池制造产业突出的结果。     

论预先防范原则在国际环境法中的地位

预先防范原则是在20世纪80、90年代出现在国际环境法领域的一种新的处理缺少确切科学证据的环境风险的主张.迄今已有至少八个国际环境条约载入了与预先防范原则有关的内容,虽然具体用词不尽相同;与预先防范原则有关的案例也已经有数个.以这些为研究对象,探讨预先防范原则在国际环境法上的地位.现在预先防范原则还没有形成国际环境法领域的习惯法,但很多国家愿意在处理缺少确切科学证据的环境风险时,使用与其相关的方法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