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的环境异议——以广州市民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为例

通过描述和分析广州市民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事件,文章试图解释邻避冲突中民众的环境异议如何可能。环境异议因循风险累积、感知到社会爆发的轨迹。其间,民众规避风险的“反推断”和更为主动的“风险戏剧化”策略（包括经由互联网扩散的“风险图像”和语言“引用”）使得国家风险管理的话语和行动失灵,“风险”成为公共主张。广州案例表明风险社会的环境异议成为城市问题的重要面向,开放的政治是消解异议的可能选择。     

去组织化:业主集体行动的策略——以G市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事件为例

组织化动员和草根动员是促成集体行动的两种常见形式,然而,G市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的业主集体行动不仅没有组织化动员力量(如业委会)的参与,也没有草根行动者刻意维持的名实分离的弱组织,那么,业主集体行动如何可能?分析G市案例发现,"去组织化"是业主集体行动的策略选择。它包括三个特征,无领导有纪律、行动上自我定位和网络虚拟串联。"去组织化"依托政治认知、网络传播和情感动员消解合法性、安全性和搭便车三重集体行动困境。它与组织化动员和草根动员的差异在于,动员结构既不是有组织也不是弱组织,政治取向上呈现认知和行动的分裂。实践层面,它表明公民在治理参与中成长,也预示中国公民社会构建及其与国家良性互动的艰难;理论层面,个案研究的发现为考察业主集体行动的动员提出了新的问题。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机制建构:以广东为例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理论研究,多停留在应然层面的探讨和在零散案例的呈现,较少基于宏观案例及其微观实践进行整体机制分析。近年来,广东各地方通过实践探索出标准化的组织嵌入、统合式的重心下移、居间式的规则协同、近距性的服务供给和试点型的标杆示范等机制,这些实践为深入探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提供了研究靶向,为研究正在兴起的"政党统合社会"关系模式提供了分析切口。     

中国青年运动坚守正确政治方向的思考

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青年运动听党话、跟党走,是延续革命传统、彰显政治优势、体现责任担当的重要要求.回归社会运动理论、立足时代发展吁求,中国青年运动坚守政治方向需要把握:在"为什么"层面上把握中国青年运动坚守政治方向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在"忧什么"层面上把握中国青年运动政治偏离、规模降级...     

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目标定位、传统模式与路径建构

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工程,其关键是乡村秩序的建构,兼具政治性、群众性和效能性三重要求。委托代理模式下的简约治理与直接管控模式下的复合渗透是建构乡村秩序的两种传统模式,但其都缺乏对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的行动主体和权力技术的精准关注。以县乡干部为主体,权威体制的"治理吸纳政治"是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的最新实践路径,与日趋涌现的"一个核心,多元参与"、"党建引领、社会参与"等基层探索高度契合。     

鼓励基层创造性开展工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擘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鼓励基层改革创新、大胆探索作为抓改革落地的重要方法。顶层设计出于中央,落地实践系于地方 要激发制度活力、激活基层经验、激励干部作为,重点是支持基层政府创造性开展工作,提升治理效能。     

NGO融资：行动舞台与策略选择

NGO（非政府组织）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困境。中国NGO的资金窘境异常突出。NGO的融资困境从根本上讲与其独立性不足密切相关，中国有相当部分的NGO通过获取自上而下的资源建立和发展起来，运作上严重依赖于政府，而民间自发建立的NGO，由于双重管理体制的规约，也受到来自政府多方面的限制和干预，加之当前《公益事业捐赠法》的不完善，NGO必须为生存而挣扎，渐渐使得它们随着资源而活动，成为“资源导向”的组织。     

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城市整体治理——以广州市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城市政府是中国行政体制的基本构成,整体治理旨在构建协同合作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和政府运行模式。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的整体治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透过广州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发现通过统合式的急时体制、复合式的信息集成和堡垒式的联合服务,广州市建构了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下的整体治理模式。案例研究表明,在中国城市政府建制下,注重城市政府在管理体制上的统筹协调、政策制定上的信息集成以及公共服务上的联合行动,有助于推动治理的整体性和效能性,从而促进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