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本文摘译自1985年澳大利亚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在亚洲》一书。作者尼克·奈特为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现代亚洲研究学院讲师。作者针对西方某些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问题上的两种模糊认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奈特认为,为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必须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去发现社会的特殊规律,正是这种普遍(抽象)规律和特殊(具体)规律的统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完整体系。这种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统一,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才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     

对全球化悖论的反思:中国寻求新的文化认同

一些西方理论家指出,全球化已经产生了重大的文化影响.他们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在以往数十年中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日益增加,其生活和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端：决定论的困境

瞿秋白把欧洲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和语言引入到中国,在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主义和决定论的核心问题上,尤其是在阐明并试图解决决定论“困境”上,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瞿秋白通过其哲学翻译和著作,对诸如“自由”与“必然”、社会与个人、决定论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复杂问题进行了阐释,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