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反恐怖策略简析——基于小样本的面访调查

"9·11"事件以来,恐怖主义活动日趋常态化、复杂化、尖锐化,直接威胁到了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目前,我国反恐工作仍然十分艰巨,高校作为重要的公共场所,存在被恐怖分子利用实施恐怖活动的风险,加强高校反恐十分必要。以下,通过对军事类、警察类、民族类、综合类四类高等院校学生进行的实证调研,分析了我国高校反恐存在的问题,并立足于高校反恐的现实,提出了应对高校恐怖主义的有效对策。     

日本对中菲南海仲裁案的看法与立场分析

自海牙的国际仲裁法庭做出了有关南海仲裁案的管辖权审理裁决之后,该案已经进入了实质部分的审理。自2013年菲律宾提出相关诉讼,至今已过去三年时间。三年之中,南海问题变得越发复杂和敏感,而中国也同时面临着现实和法律两个层面的压力。日本作为本地区内的一个海洋强国,基于各种利益考量,对相关问题也进行了关注。本文将对仲裁庭做出的...     

扫黑除恶背景下农村政权组织涉黑化治理出路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人口的流动,我国少数地方农村政权组织呈现涉黑化倾向,而且伴随着涉黑认定标准的变化,村干部涉黑的隐蔽性更强,认定难度愈来愈大。农村政权组织涉黑化严重腐蚀农村基层政权,破坏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阻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利于社会稳定。通过扫黑除恶治标和加大组织选举与监督、落实农村人口"走留回"政策治本的标本兼顾,预防、铲除农村政权组织中涉黑人员。     

复方中药和京万红软膏治疗实验家兔皮肤全层切伤模型的效果

为研究不同药物对家兔皮肤全层切伤的治疗作用,我们选取24只实验家兔,平均随机分为4组,分别为复方中药组、京万红组、模型组与空白组,对实验家兔制作皮肤全切模型引起皮肤创伤第1天后开始试验治疗。在试验第3、7、14、21、28天,检测实验家兔临床体征、血液学指标、血液生化指标和细胞因子指标。试验结果显示,在创面愈合速度观察中,3组创面皮肤愈合速度为:复方中药组京万红组模型组;在切伤表面渗出观察中,京万红组创面渗出明显,3组创面表面渗出程度为:京万红组模型组复方中药组。在治疗后感染死亡统计中,空白组实验家兔感染死亡率为0,模型组实验家兔感染死亡为50%,京万红组实验家兔感染死亡率为16.67%,复方中药组实验家兔感染死亡率为0,3组试验切伤感染死亡情况为:模型组京万红组复方中药组。在治疗后第21天和第28天,模型组实验家兔白细胞(WBC)数显著高于治疗组与空白组(P0.05),在第14天京万红组的白细胞数明显增加,中药组与空白组差异不显著。血液生化指标检测结果显示,在治疗后第3天,复方中药组、模型组和空白组实验家兔的谷草转氨酶(AST)比活性显著高于京万红组,模型组总蛋白(TP)质量浓度明显高于复方中药组、京万红组和空白组,三组之间差异不显著。在第21天和第28天,复方中药组、京万红组和空白组实验家兔白蛋白(ALB)质量浓度、TP质量浓度显著高于模型组。细胞因子检测结果显示,在第14天复方中药组实验家兔的FGF-2质量浓度与空白组无明显差异,显著低于京万红组和模型组;在第28天模型组的NGF质量浓度、TNF-α质量浓度显著高于复方中药组、京万红组和空白组。试验结果表明,在皮肤全切模型实验家兔的治疗过程中,京万红组和复方中药组具有良好的抗菌、消炎与防治感染功效,在治疗过程中复方中药比京万红效果更佳,能明显提高伤口的愈合速度并能显著缓解皮肤全切对实验家兔肝功能和血液中细胞因子的不良影响。     

国际法中核辐射防护的正当化原则:内涵、法律性质与监管实践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正当化原则从国际核安全与辐射防护的伦理性原则，发展为国际核法框架下的软法原则。正当化原则基于“风险—收益”分析逻辑，要求各国针对核活动进行监管时，将经济、社会等一切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以确认相关活动是否对社会整体构成“纯利益”。该原则的确立，意味着国际核安全监管逻辑超越了辐射剂量等技术性标准的范畴，开始触及社会整体秩序与利益问题。随着相关国际条约义务的丰富化，正当化原则的效力得以强化，其适用范围亦有所拓展。目前，大部分发达核工业国家已明确接纳并基于正当化原则开展了实践，该原则未来可能发展成为更具拘束力的核安全监管原则。不过，围绕该原则的相关研究却未受到广泛重视。中国应针对正当化原则展开系统性研究，并考虑基于该原则完善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强化对该原则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方法论的建构。     

为尖端科技“加油”助力——记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俊贤

<正>李俊贤，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洛阳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原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火箭推进剂创始人之一、聚氨酯奠基者之一。从“两弹一星”到“神舟”飞天，他用一流的科学技术，为我国的火箭、鱼雷、卫星等高端科技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2021年李俊贤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和“全国敬业奉献模范”称号。     

安全利益的矛盾与取舍:日本实践国际海洋法的策略难题CSSCI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海洋法在传统海洋强国与第三世界国家间长期博弈的背景下继续发展,日本亦开始重视基于国际海洋法规则维护其海洋权益。战后日本面临的客观条件,使其在维持经济安全方面得益于传统海洋强国所主张的“海洋自由”,也使其在国土安全层面对这种“海洋自由”存在顾虑。长期以来,日本对其安全利益进行权衡,在选择追随美国等传统海洋强国关于“海洋自由”主张的同时,对于涉及国土安全利益的国际海洋法规则,则刻意采取了模糊处理的策略,以最大化其国家利益。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日本采取的这种模糊策略开始面临现实压力。日本虽然于2014年提出了“海洋法治”概念,但其实践国际海洋法的策略难题依旧存在,对于关键规则的解释与实践仍显模糊与保守。     

论判断《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军事活动的主体基准问题

2019年国际海洋法法庭和2020年仲裁庭,就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刻赤海峡争端下达的临时措施命令和初步反对意见裁决书中阐述的一些见解,使是否可以基于军舰等行为主体的军事性质,判断其进行的活动属于军事活动问题再次浮出水面。从可行性的角度来看,基于行为主体的性质来判断一个活动是否为军事活动的思路,即"主体基准"理论,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但考虑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宗旨和目的,尤其是第298条的起草目的,这一基准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在不违背公约宗旨和目的的条件下,基于内在的逻辑联系检讨"主体基准"和"目的基准"的融合,可能会形成一个更加合理的判断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