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政治逻辑

在东西方不同语境下,协商民主虽然从理论范式到制度实践各有不同侧重,但在理论底色上都与现代国家治理有着诸多契合之处,并被视为具有巨大潜能的现代国家治理形式。面对"历时性问题共时性解决"的治理困境,中国的改革正寻求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型。协商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为回应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与制度资源,同时也展示出一些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行政协商民主的经验困境及其超越——以深圳市政府引入第三方评估为例

行政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基本内容,是协商民主在行政领域的重要实现方式。在具体改革实践中,行政协商的运用仍存在任务型协商、制度性支配和内向型协商等经验困境。深圳市政府重大改革项目引入第三方评估的创新性做法,回应和解决了行政协商所存在的核心性问题,在行政协商的事前(协商议题启动)、事中(协商程序进行),事后(协商结果采纳)有效规避行政主体的干预,以提升协商民主的真实性,具有可复制和可推广制度潜能。     

政治营销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政治营销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西方政治学界的一门跨学科理论,它将经济学当中的营销理念应用于政治领域,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西方对政治营销的定义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最常见的是对政治营销的狭义理解,即把政治营销与选战策略联系起来,将之等同于选战营销;政治营销的广义论者则认为政治营销不仅仅局限于选战,它可以拓展到政府执政、国际政治交往以及政治危机管理等诸多方面,他是政治行为主体之间为了争取合法性份额而展开的营销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关系。考察政治营销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和方法论意义,有利于拓宽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视域,促进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的发展。     

微博问政与虚拟社会管理的链接路径分析

虚拟社会管理的目标是通过共治,达成善治。受传统管制思维的影响,当前虚拟社会管理存在管理理念偏狭、体制不畅、方式守旧等问题。要将虚拟社会管理创新落到实处,须从操作性较强的细部入手,由此,微博问政成为一种可期的选择。通过发展政务微博,通达民情;利用微博观测舆情,疏导民意;引进民间微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促进共治等,可搭建虚拟社会管理与微博问政之间的有效链接路径,推动两者的长足发展。     

“风险治理悖论”下的国家自主性审视

风险社会理论揭示了现代国家在风险治理中的矛盾性面貌:国家一方面是公共风险的治理主体,另一方面又大量地制造风险、权势性地分配风险、有组织地逃脱风险责任。这种风险治理领域的国家失灵状态,即为"风险治理悖论"。就中国而言,风险治理的"国家依赖"明显,国家自主性选择失当、能力不足和地方自主性的机会主义、反向侵蚀等问题,成为当前国家风险治理所面临的突出困境。通过理性国家的建构寻求风险治理的转型,可期和可行的做法是:更新风险治理理念,构建自我反思型的国家自主性;明确风险治理边界,构建约束平衡型的国家自主性;区分风险治理责任,构建激励相容的地方自主性。     

论新时代社区治理参与机制的完善

畅通、高效的参与机制是现代化社区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区治理体系制度韧性的来源。当前社区治理参与机制仍存在社区党组织发展不充分、居民自治组织主体性偏弱、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渠道不畅等表征。构建现代化社区治理参与机制,要激活基层党组织引领力、提升居民自治组织的自主性、增强社区治理对外部社会资源的吸纳力,逐步形成新时代党领导下的现代化多元互动社区治理参与新格局。     

微博问政的多重维度与发展现状

微博的传播特性具备天然的政治传播优势,使之实现了与中国民主政治生活的有效衔接,带来了微博问政的迅速兴起.微博问政的内涵在实践中得以不断丰富,并在多个维度展现出其独特性和有效性.深入剖析其内涵并系统梳理其发展现状,有利于微博问政走向制度化的良性发展轨道,为转型期中国政府治理的改革与创新提供有益参考.     

政治营销理论与新媒体环境下的政府形象管理

政治营销理论与中国民主政治价值观具有内在契合性,而其实际应用的现实土壤一直较为缺乏。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为政府形象管理走向政治营销模式提供了适用性环境和可行性工具。开发以新媒体为载体的政府形象营销模型,实现政府形象、营销理念、营销策略和公众印象的有机整合,构建关系营销、整体营销和全员营销的系统性形象营销策略,有助于提升新媒体时代政府形象的公众认同。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政体及其弊端分析

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法国是资产阶级革命最彻底的国家．又是一个宪法多变和政体多变的国家。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为法国的第十六部宪法,1958年由戴高乐负责起草,同年9月28日公民投票通过．10月4日生效。这部宪法确定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政体。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矛盾调处的路径分析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基层社会矛盾呈现出频发且多元化的特征,单纯依靠政府及传统的体制内资源已经不足以应对和处理多样化的基层社会矛盾和群众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