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盟中亚援助政策的制度框架及其演变

1991年中亚五家独立伊始，欧盟就开始向中亚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为了规范其援助活动，欧盟逐步建立起了连贯完整的援助政策制度框架。为更有效应对内外部形势对其援助政策提出的挑战，欧盟往往适时对制度框架中的援助理念、援助重点、工作方式、决策程序等有关援助活动的重要问题进行修正或调整。2007年起欧盟通过新的工具来实施中亚援助政策，反映了欧盟援助政策制度框架的灵活性与连贯性，这又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欧盟中亚援助活动的有效性。     

比较区域研究视域下的中亚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中亚国家独立近30年来,中国的中亚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之间的明显脱节。近年来兴起的比较区域研究或许是提高中亚研究学理水平的有效路径。比较区域研究包括区域内比较、区域间比较、跨区域比较三种比较方式。中亚五国相似的国家发展历程,为开展区域内比较提供了机遇;中亚地区与高加索地区同属一个地区安全复合体且面临相似的地区结构环境,它们是开展地区间比较的理想案例;中亚地区与中东地区均发生过"颜色革命",且这两个地区伊斯兰文化均具有较大的影响,这为跨区域比较提供了条件。采用比较区域研究可拓展中亚研究的研究领域,推进中亚研究与政治学等学科之间的学术对话。     

边界功能、威胁认知与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的应对

2017年6月,中印在洞朗地区发生边界对峙。中方在此次危机中始终保持了克制,并未通过武力方式解决边界危机。这与中国在1962年运用军事手段应对印度的挑衅截然不同。为何针对与同一个对象国出现的同类性质危机,中国的应对方式存在显著差异?文章认为,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的处理方式,主要受到边界功能和决策者对威胁程度的认知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基于中国决策者对边界功能是政治与安全功能凸显还是经济功能优先,以及对对象国行为所带来的威胁认知高低程度不同的判断,将导致中国对边界问题采取四种应对方式:诉诸武力、展示决心(包括军事对峙等)、外交谈判、互利合作。通过对中国处理1962年与2017年两次中印边界危机、1956年中缅边界问题、2004年中俄边界问题的方式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上述分析框架得到了初步验证。文章通过探讨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采取不同应对措施的原因,不仅有助于厘清影响中国政府针对陆上边界问题采取差异化应对措施的因素,还有利于为中国恰当地处理中印领土争端及其他陆上争议边界问题提供一定的启示,进而为改善中国周边外交、保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初步的政策建议。     

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反恐过程中的主导性隐喻及其后果

九一一事件后,国际反恐行动似乎已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这与人们对恐怖主义的"越描越恐"密切相关,而隐喻的存在及广泛使用是导致"越描越恐"的重要原因。在恐怖主义的治理中,作为必不可少的思维方式,涉恐隐喻具有启发性,但也因其随意性、凸显与隐藏的特征,限制了人们关于恐怖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在美国涉恐的政治、媒体和学术话语中,"恐怖主义是战争""恐怖主义是野蛮的东西""恐怖主义是疾病"和"恐怖主义是不受欢迎的植物"是占主导地位的隐喻。这些隐喻深植于历史、人们的恐惧、社会系统和舆论中,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正统看法。进行隐喻分析,使用多种隐喻,一定程度上能缓解隐喻陷阱,但仍不能消除它。因此,在恐怖主义治理的过程中,坚持"犯罪"隐喻为主导、灵活使用多种措施、重建受损的政治秩序、减少对无辜平民的伤害和对穆斯林的歧视尤为重要。     

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的中亚政策评析

土耳其是影响中亚地区的重要外部行为体,中亚也是土耳其外交战略布局中的关键地区之一。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在新的整体性外交战略的基础上调整了其中亚政策,对中亚的投入和关注度仅次于中东。土耳其的中亚政策目标主要有三：将中亚塑造为“战略纵深地带”,以此为本国“全球性大国”构想提供支撑;推动中亚能源西运,将本国塑造为全球能源枢纽;力推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积极参与中亚事务,配合“东向”的整体性外交政策转型。为实现上述政策目标,土耳其采取了包括首脑外交、经济外交、公共外交、安全外交以及能源外交在内的多重政策工具,推进与中亚国家的全方位合作,以此保障中亚政策的实施。土耳其的中亚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特征,即政策布局上的国别圈层性,政策工具运用上更倾向于文化手段以及通过平衡战略保障政策实施。从中亚博弈的未来趋势来看,土耳其虽然目前通过采取议题对冲策略实现了中亚政策实施的大幅度推进,而一旦乌克兰危机结束,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趋缓,土、俄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甚至将重塑中亚大国博弈格局。     

中亚国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认知和预期

<正>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了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演讲中,习近平倡导欧亚各国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最终     

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否必然?——承认理论视角下的一种考察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学术界重新出现了一股研究世界政府或世界国家的热潮。其中,建构主义者亚历山大.温特开创性地将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引入到世界国家的研究中。鉴于德国哲学家阿克塞尔.霍纳特的承认理论构成温特世界国家观的重要理论资源,可以从承认理论的框架下考察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否如温特所说那样不可避免。通过比较温特世界国家观与霍纳特承认理论间的异同后,可以发现两者虽然在"四因说"几乎同构,但前者对后者做了重要的修正。然而,不论是两者之间的同构还是温特对承认理论的修正,都导致他有关"世界国家观的出现是必然的"这一结论无法成立。     

试论欧盟中亚战略的演变

在中亚国家独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欧盟并非中亚地区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大体而言,欧盟对中亚事务的参与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中亚各国独立到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第二个阶段为"9.11"事件发生之后到2006年;而到了2006年下半年,在德国的推动下,欧盟开始积极酝酿出台完整的中亚战略.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欧盟最终于2007年6月22日通过了<欧盟与中亚:新伙伴关系战略>这一文件.这一文件的通过,既为欧盟全面介入中亚事务提供了政治纲领与政策框架,同时也标志着欧盟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中亚地区.     

印度对“印太战略”的认知与想象——基于与美国的简要比较

自特朗普提出并实施美国的“印太战略”以来,印度的战略地位得到空前提升。在此背景下,印度的“印太”构想经历了由模糊到清晰、由争论到共识的演进过程。当然,印度并非完全认同和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和对华政策。相反,莫迪政府推进“印太战略”有着自身的诉求与期待。本文以批判地缘政治学为理论视角,旨在考察印度参与“印太战略”的三大诉求,并尝试挖掘印度实施“印太战略”背后的认知与地缘政治想象,并与美国进行比较,以揭示两国差异行动的主要驱动和基本逻辑。通过考察发现,印美在国家角色定位、自我—他者关系和战略区域划分等主要方面存在较大的认知差异;印度政府和美国政府对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想象分别类似于“W形行动圈”与“半嘴形包围圈”的战略图式;印度追求领导性大国、构建多维身份认知以及经略“印太”海域的战略诉求有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中长期利益。印美两国对于“印太战略”的认知与想象差异将直接影响各自战略的走向和两国的合作模式。     

从亚太到印太:批判地缘政治学视角下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表述从亚太转变为印太.文章尝试从批判地缘政治学入手,将美国的亚太与印太战略进行比较,考察美国关于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想象的变迁及其动力.通过考察可以发现,从亚太到印太的战略转变反映了美国对华战略从L形布防到半嘴形包围的转变,以及特朗普政府企图通过全方位竞争以重建美国在各个领域的霸权、通过改变自我认同与巩固和扩大西方式自由民主国家联盟以重塑大国身份和信心、通过寻找战略支点以重构关键地缘政治空间这三个方面的战略诉求.拜登政府上台后,已然继承并强化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这意味着美国与中国在印太地区乃至全球舞台的战略博弈必将长期持续.为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有效应对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国应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涵养大国心态,采取社会创造策略寻求身份和承认,依托一带一路倡议进行谋篇布局.若冰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等规划能够持续顺利推进,便可有效破解美国通过印太战略围堵中国的图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