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更重要?——政治参与行为和主观绩效对政治信任影响的比较分析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获取合法性的方式被形容为绩效合法性。已有的研究显示中国的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中,市民基于政府管治绩效评价所形成的主观绩效是相对而言最有影响力的变量。但另一方政治参与行为也证实和政治信任相关,而且近年发生的一系列基于环境邻避问题引起的事件显示市民开始主动地通过不同的参与行为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些诉求和政府经济绩效的取向存在明显的对立。因此对于习惯以绩效合法性为管治基础的政府而言,维持和提高市民的主观绩效是否仍然是政府获取合法性的有效方式?上述两者哪个对政治信任又更有影响?论文运用亚洲民主调查(2008)对这些进行了分析。主要发现是市民对国家经济现状、政治制度的运作效率和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主观满意度是三个对政治信任最有影响力的变量,三者的影响力超过所有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这些发现显示政府目前以发展经济为主,兼顾社会福利并不断提高民生问题解决能力来获取政治信任的管治方式,至少现阶段来说仍然是理性和有效的。     

官员政绩观错位的根源在任期？

最近,牛津大学和法兰克福财经管理大学的两名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对党政、环保、发改等系统官员访谈后发现,中国地方官员的任期长短,对中央政策在地方的执行有重要影响。就环境政策而言,任期越短．越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超越“碎片化威权主义”？——评《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

“碎片化威权主义”被认为是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政策过程最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型。但由于中国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该理论模型的部分假定已经不适用于今天中国的情况。王绍光教授等在《中国式共识决策：“开门”与“磨合”》一书提出了“中国式共识型决策”的概念,在回应了“碎片化威权主义”不足的同时,归纳出中国政策过程最新的变化。但是“共识型决策”框架的成立需要一定的理论假设前提作为支撑,而这些假定并未完全地被经验证据所证明,还有待更多的经验和案例分析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