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时期中共工商业政策的再探讨——兼论敌人、朋友、同盟者的转换与劳动者、公民、主人的定位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定,苏维埃时期中共关于工商业者①的理论认识和政策是正确的,只是受“左”倾干扰导致苏区基层具体执行中出现了严重错误。本文认为,苏区在工商业者政策执行上存在的问题与当年中共对工商业者的理论认识和政策法令误区直接相连;而学者们以和平建设时期的政策标准来评判苏区社会具体执行的工商业政策,又与战时特殊生存环境的客观要求相背离;真正实现对工商业者的保护,理论认识上需要走出革命对象与革命同盟、革命朋友置换的小视野,实现工商业者与工农大众、知识分子同为劳动者、社会公民和国家主人的转变与定位,从而正确认识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社会责任和义务。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实践分析与创新探讨

新旧世纪之交以来,水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现实使流域生态补偿成为我国生态补偿实践的重点领域,并形成了以流域源头保护为主的项目补偿、流域水污染控制责任制及跨区补偿和水资源短缺下的水权交易补偿等三种主要模式.三种模式都具有针对性强的共同特点,均对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推动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完善的有益探索.主要的问题是还没有综合系统考虑流域生态补偿问题,存在补偿面狭小零散且随意性强,既有疏于投入效益评估监督和缺乏长效机制问题,又有明显不公允及重惩罚轻激励的问题.流域生态补偿的进一步完善,关键是要在水资源单一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丰富与明晰水资源权益,建立以国家水资源终极宏观调控管理权和区域具体水资源财产收益权为核心的二级水资源权责制度,借助流域行政区域断面水量、水质的可测量技术及其已有流域补偿的成功经验,构建水资源补偿与优劣水质奖惩责任制相结合的流域跨区水资源补偿机制.     

论新时期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的完善

在深化农村改革的新时期,必须进一步健全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才能切实维护和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农村改革才会真正变成巨大的进步动力.健全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的重点,是要通过法律和制度建设推进农民组织建立和发展、保障农民在村民自治中的主体地位和明确农民在权力机关的政治平等权.     

十六大以来农民土地财产权益保障改革的进程与展望

20世纪末,新思维下的中国农村改革尽管在清理共产风和保障农民财产权益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保障却仍然受困于税费过重、农地使用权频繁变动、农地财产征用中补偿偏低、社保等公共产品缺失而严重影响土地财产性收入等问题。中共十六大以来,在国家修宪重新确定保护私有财产的大环境下,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保障亮点涌现:沉重税费有了根本性解决、农业生产补贴与保护有了新进展、农地征用补偿有了适度提高、农地延长的30年承包权向长久不变乃至财产物权靠拢、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开始向城乡一体化迈进。目前,农民土地财产权益问题仍是社会矛盾的焦点。未来深化改革,需要:为一小二私的农户经济创富正名,为农地农户经营者解除精神枷锁;给农地确权并明确政府与农民间清晰而排他的权益边界;加快社会公共产品城乡一体化,完成传统土地保障向社会保障的转型,夯实农民自主自由创业创富的基础。     

江西旅游大省建设战略亟待三重“突围”

江西旅游产业大省建设战略,随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实施所引领的鄱湖旅游品牌新崛起获得的新启示与发展契机,亟待实现三重突围:一是资源认识的突围,正视全省旅游塌陷区鄱湖精品资源的存在与旅游品牌亮点的崛起;二是主题形象的突围,实现由红色摇篮,绿色家园到鄱湖山水,人杰地灵的转变;三是开发重点的突围,在驾驭鄱湖品牌和主题形象新平台的基础上,旅游开发重心由原来的边陲开发型向聚湖向心型转移。这三重突围,将全面打破原有江西旅游产业‘开’字空心离散型的传统发展格局,开创江西旅游大省建设的全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