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公共行政的新维度:政府与社会的互动

长期以来,对公共行政的理解是一种从政府角度的理解,其主旨是以官僚为中心,二分法和三个途径说是这一理解的代表性观点。随着新公共管理和治理的出现,这种传统的理解已经不足以对公共行政进行全面而准确的解释。公共行政生态的变化需要一种新的理解,即超越政府,从政府与社会组织共治的角度去加以理解,以期对公共行政有一种更全面的解释,并从中发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指向与策略

行政体制改革必须有明确的目标、指向与策略,并应厘清这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行政体制改革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和心理的过程,是围绕改革的目标进行的,这一目标具体表现在制度、运作和理念三个层面上。目标决定了改革的指向,指向影响到策略的运用,而策略的运用(在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利益补偿与社会效益增进,摸石过河与路径依赖,系统思考与整体推进等诸多方面)又会最终影响到目标的达成。行政体制改革需要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使这三个方面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此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部分,行政体制改革只是整个改革系统的一部分,因此,行政体制改革还必须处理好与其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从而使改革取得预期的效果。     

地方政府决策与公众参与——以怒江大坝建设为例

市场经济导致的利益分化,使得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在利益冲突的背景下进行决策,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在不同层面上介入决策。有鉴于此,需要以怒江大坝决策为例,描述地方政府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的一般特征,并对这一过程涉及的利益冲突与表达、抑制决策者的自利偏好、决策程序以及潜规则等问题加以分析。     

新公共管理与文官制度改革

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改革是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一部分,它在许多方面反映了新公共管理改革的特点.但其以市场化和企业化为取向的改革举措在顺应新的公共管理模式的同时,也带来了自身的问题.文官制度未来还会不断调适,为适应管理模式创新,它必须关注结构和行政价值层面的改革,完成从传统行政文化到新的行政文化的转化.     

政府管理创新若干问题的思考

本文从整体创新与局部推进、制度约束与实践先行、顶层设计与地方首创、理论突破与摸石头过河、模式借鉴与变通改进、创新动力与利益追求、革故鼎新与路径依赖七个方面探讨了中国政府管理改革和创新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影响着中国政府管理改革和创新的未来走向和发展。     

试论经营公共服务:价值、战略与能力建设

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运作要求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这就使公共性和市场性的融合产生了内在的张力.公共利益是这一融合的首要原则,市场机制是这一融合的必需因素,而政府工作人员的经营能力则是取得公共服务效益最大化的保证.     

现代官僚制的重构:中国干部制度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干部体制的改革经历了一个从革命性集团到现代官僚制的转型。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和原有政治体制的相对稳定使得中国的干部体制呈现了一种新旧体制共存的双重特征,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僚制度。向现代官僚制的进一步转型有赖于市场经济的进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改革。     

文化体制改革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以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为例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有文艺院团的改革经历了从流程改革到结构改革的过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加以分析表明,国有文艺院团的转企改制属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一变迁方式可以降低改革成本,但会带来其他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改革的抵制.转企改制的成功取决于政府与被改革对象的报酬互相增长.     

美国的公共行政伦理研究

美国学界一般认为美国有系统的公共行政伦理研究肇始于本世纪70年代，但对行政伦理问题的探讨可追溯到上世纪，尤其是文官制度的建立。多曼·伊顿1800年认为文官改革是一种重要的伦理行为，认为文官不应仅仅被理解为一种从事公务的方法，而且也是对国家政治的正义和道德的测试和表达。1887年，威尔逊在《行政研究》一文中表达美国进步运动这一假设——效率是一个好政府的标准，达到效率的方法是采用科学手段的同时，     

经济新常态下的政府行为调整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市场将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这一发展变化要求政府的行为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从重经济到重保障、从重权力到重责任、从重审批到重监管、从重管理到重服务、从重领导到重协商、从重数量到重质量。政府行为变化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本质特征相关,因此,政府的改革要回到它的原点——建立一个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透明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