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保养老保障能力的可持续研究——基于农民参保缴费档次选择的视角

基于对中国4个省份农民的问卷调查,考察了农民参保缴费的档次选择以及农民提高自己缴费档次的意愿,从农民参保缴费档次选择视角出发探讨了新农保养老保障能力的可持续。研究发现,农民受内部和外部双重约束,采取象征性参保缴费的策略,绝大多数农民选择了最低档次缴纳养老保险费,这将严重制约新农保养老保障能力的发挥。不过,在已参保的农民中,有近半数愿意在下一年度提高自己的缴费档次,这将有利于新农保养老保障能力的提高,实现新农保养老保障能力的可持续。影响农民提高自己缴费档次的因素主要为农民对新农保政策的认知及新农保基金筹资机制。因此,继续加强对新农保政策的宣传工作,适度提高基础养老金水平,并采取递进式补贴方式或者比率式补贴方式对个人账户进行补贴,使农民充分认识新农保的养老保障作用及其净收益状况,将有利于摆脱农民最低档次缴费的困境,促使新农保养老保障能力得以有效发挥。     

农村男青年早婚成因--以华北T村为例

从社会、家庭和个人三个方面探讨农村地区男青年早婚现象的成因发现：由浓厚的乡土性产生的文化习俗构成了早婚现象最深厚的土壤，村民向内的生活面向和经济发展滞后是导致人们观念长久的落后进而产生早婚的重要因素。     

早婚不早育:传统与现代博弈中的农村青年婚姻

农村婚姻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主要表现在择偶方式、通婚圈、结婚仪式以及婚龄和生育选择等方面.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中,早育行为和观念逐渐瓦解,早婚不早育成为了可能.可以看出,现代社会对传统的冲击绝不仅仅表现在现代化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方面,观念上的变化才是最深层的.     

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治理何以可能？

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有助于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契合了国家推动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要求。与外源型和内生型社会组织不同,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主要由村庄外部主体动员成立,由村内精英运行,具有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优势,但因缺乏外部资源的持续性输入,导致很多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运行困难。本文以运行较好的一个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陕西省T村老年协会为个案,探讨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机理。研究发现,通过一定的组织行为,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可以形成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各项机制,如与其他治理组织互相嵌入的组织机制,政府资助、社会捐赠与用者付费相结合的多元化筹资机制,定期活动串联重塑村庄节奏的链接机制,规范活动程序与采取预防措施的风险防范机制,以声誉、信任和互惠为关键因素巩固集体行动领导力的领导机制,从而保障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助力乡村振兴。     

村庄社会结构视角下村域共富的实现路径

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意味着全国范围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阶段性,即首先要实现城乡各自内部共富,特别是村域共富,最终实现城乡共富。村域共富是实现城乡共富的第一步,也是实现城乡共富的瓶颈。村域范围内实现共富是村庄内驱动力与外嵌助力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村庄社会结构不同,实现共富的内驱动力也不同,在面对自上而下的共富政策支持以及资源输入时,产生的回应也不同,因此,需要将村庄社会结构变量纳入推进村域共富的解释模型。基于已有研究,将村庄社会结构划分为团结型、分散型和分裂型三种基本类型,进而根据不同类型村庄实现共富内驱动力与回应外嵌助力的差异,将村域共富实现路径归纳为高共富意愿—高共富能力的社会网络主导路径、低共富意愿—低共富能力的市场主导路径、较高共富意愿—较低共富能力的政府主导路径。从村庄社会结构角度理解村域共富的实现路径,对深化农村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研究以及相关部门制定共富政策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乡村场域、惯习下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认知——基于河北省T镇的调查

农民对当前农村土地承包制趋向正向评价;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认知与国家政策存在较大差距,农民更希望农村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并希望实行农村土地的私有化政策;有近一半的农民表示赞同"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新政策;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农民积极探求非农就业途径、并且每年有一亿多农民涌向城市就业的背景下,农民仍不愿放弃土地承包权。通过借助场域与惯习的概念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认知进行深度分析可知,正是乡村场域和乡村惯习共同塑造了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