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宗教工作重要论述的问题导向和理论体系

习近平关于宗教工作重要论述是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的根本遵循,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严密的逻辑结构。从问题导向看,这一重要论述应对了涉及宗教因素的三大挑战,即安全挑战、团结挑战和治理挑战。从理论体系看,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宗教规律和宗教工作规律。宗教规律方面,在宗教本质问题上,强调了社会历史现象论;在宗教根源问题上,提出了社会矛盾反映论;在宗教价值问题上,深化了宗教价值两重论。宗教工作规律方面,在宗教关系问题上,创新了引导宗教适应论;在宗教工作重点问题上,提出了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在宗教工作路径问题上,提出了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这些论述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境界,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的形成,体现中国宗教事务治理体系正日趋成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必须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内涵和外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其历史起点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宗教,其逻辑起点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其逻辑框架由哲学基础、核心理论和基本原则三个层次构成.     

新加坡和中国宗教政策比较研究

新加坡和中国同为多宗教、多民族国家,宗教国情有相似之处,比较两国宗教政策可互为启发和借鉴。两国的宗教政策问题相通,政策主旨相当。但同时,两国的宗教政策环境有别,政策结构不同。新加坡宗教政策的特点突出:种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相促进、法律约束和宗教劝导相结合、价值理念和生活世界相交融。这些特点强调了政策系统的联动化、政策设计的系统化和政策执行的生活化。新加坡的宗教政策经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宗教观的理论创新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教观在认识宗教的重要性、宗教的基本理论和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等方面都有理论发展,并创造性地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时俱进的新成果,是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时俱进的新成果——解读《江泽民文选》的宗教观

《江泽民文选》的宗教既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国领导人关于宗教理论和宗教问题的集大成，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现与时俱进的新成果。《江泽民文选》的宗教现在宗教的本质现和宗教的价值现以及由此推导出的宗教的其他特点及其处理措施上均有一定的理论突破。这些突破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方法论基础。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理论支撑，体现出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对于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矿山“红管家”

宜宾芙蓉矿务局白皎煤矿综采队设备管理员汪德彬,5年来,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修旧利废为企业节约20多万元,被职工们誉为矿山“红管家”。 1994年,汪德彬出任综采队设备管理员兼材料员。如何处理好供需关系?怎样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转?这些问题摆在了汪德彬面前。面对困难和挑战,他没有退缩,主动协助队里制定和完善设备管理办法,编制设备台帐,使用情况卡片,材料消耗图板及统计表等。同时他还制定了班组切齿、油脂、高压软管领用换卡制度,使全队设备、材料形成了系统化、标准化管理。 汪德彬在矿山会“算计”是出了名的。平时,无论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中国式现代化和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南宋乡村治理中的乡村精英及其当代启示

南宋乡村社会与当代中国的乡村社会发展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研究南宋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可以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南宋乡村精英在国家的鼓励、个人利益驱动、社会文化道德教化等因素的影响下积极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事务,发挥着积极作用。南宋乡村治理经验的启示是,国家要采用相关鼓励和引导措施,要处理好先富与后富的关系,并重视道德文化教育的作用,才能实现乡村社会多元主体在法律框架下对于乡村社会的良性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