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德经济(学)传统看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治理话语和治理理论受制于现代政治经济学所设定的基本语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批评者,道德经济学可能为我们反思国家治理提供了恰当的切入点.后者强调经济的道德维度,尤其主张经济必须嵌入社会之中,其普遍价值依系于其潜藏的、开放性的社会想象.斯密所开启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商业社会为基础,因此可以相容于道德经济学传统.但商业社会作为社会形态太过单薄,其依托的文明政体又太过弱小,从而引发了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的风险,并让更高层次的道德经济学出场变得必要.这种道德经济学把现代国家治理从根本上视为政治共同体的构造问题,我们因此需要一种整全性的国家治理之学,以便安顿好市场机制、政府权能、政治权力以及社会公平等要素.     

专稿导语

2010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以“美好社会与善治政府”为主题的哲学与公共管理学对话会。显然，这个主题意在彰显中国公共管理学界超越技术理性的价值关怀，同时也试图敦请哲学家们思考如何通过对善治政府的构造，把对美好社会的严肃想象落实为现实。     

规范性、主体性与德育价值观的辩正

德育要实现社会发展价值与个体发展价值的统一,关键是规范性与主体性的统一.但学界过去对屯此所作的论证由于基于"社会一规范性"、"个体一主体性"这种简单对应对立的思维模式,因而并未找到二者有机统一的内在机理.从道德的根本属性上看,一定时代的普遍伦理、一定文化的核心价值和一定阶级的价值导向以及个体人格理想的规范性同类的主体性、文化与阶级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在其内部结构层次上是交互统一的.为确立上述德育价值观在市场经济中的实践形态,应对传统内容派和现代形式派德育模式作辩证分析,从认识、实践、审美的角度对德育中的主客体关系进行全面理解和运用,把主体性资源的开发同道德价值的规范结合起来.     

“公共”的再发现:意志论与利益论政治代表观的整合

在政治代表研究领域,意志论代表观与利益论代表观的分野存在已久,而一些试图调和二者之间矛盾的尝试则力有未逮。部分学者转向寻求民事代表研究中处理这一经典冲突的成功经验,包括代表行为前的契约、代表行为中的重复博弈与代表行为后的司法审判这三种成熟的策略。但将这些方法引入政治代表行为研究时却面对着种种无法逾越的障碍。通过对比民事活动与政治活动,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障碍的根源:以往的政治代表研究者忽略了“公共”这一政治行为独有的抽象主体。公共的再发现使得政治代表的结构由二元主体转向三元主体,由一重代表转向三重代表,这为调和意志论与利益论之争提供了新的思路。     

重新理解贡献：共同富裕的一个伦理前提

经历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之后,以市场价值来衡量的生产性贡献被视为资源分配的一个决定性标准,这为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理想设置了观念障碍。但基于市场价值对生产性贡献的评价从技术上讲是不可靠的,其伦理价值也十分薄弱。无论是对贡献的合理评估,还是平等主义的分配,都需要一个前置性的社会想象作为参照,而经济和市场应当嵌入在这种社会框架之中。在这种超越市场模式的社会想象中,有一些不可还原为个人生产性贡献的共同资产,它们构成了共同富裕的物质与伦理基础,也扩展了我们理解贡献的价值光谱。在历时性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人们能够以诸多非生产性的形式作出贡献,并配享社会的承认和尊严。     

专栏导语:道德经济学传统与国家治理的整全性视野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进一步讲,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现代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中的核心议题.然而,发轫于西方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及后世的主流经济学,框定了我们对经济本身以及上述两重关系的理解,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西方治理理论和治理话语的基本语境.近些年来,基于不同治理模式的成效对比,对上述问题的反思也日趋深广.例如,国家能力和治理绩效在西方学术界得到更多重视,关于社会公平的社会呼吁和理论建构都引人瞩目.但这些反思与主流框架一起,目前呈现出来的仍然是一种割裂的面貌.这尤其表现在国家能力、治理绩效与个人自由、(选举)民主的价值之间,以及自由市场、私人财产与社会公平的取向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张力.而且,这些张力甚至在学科之间体现出来.例如,自由市场和理性选择在经济学中几乎是基本预设,而关于社会公平或经济平等的价值,则更多地在伦理学、政治哲学中找到自己的地盘.结果,关于国家治理,我们面对的是一幅高度碎片化的理论图景.     

家-国之结与家哲学的黯淡前景

西方政治理论一直以政治观念塑造家庭想象,而不是设想从家庭延伸出政治。但个人主义的现代政治理论基于工具论的国家观让家庭完全缺席,其代价则是回避了政治社会的持续再生产问题。家所蕴含的在世代中存在的源发性经验可以为此打开本体论上的空间,但却引发了本体论与伦理学之间的张力。现代国家需要家庭发挥教化之功,乃是以家庭的中心从纵向的世代关系转向横向的夫妻关系为前提的,此时,作为人为产物的家庭为我们提供了把国家理解为建构性政治共同体的伦理范式。但以横向关系为中心的家庭观,恰恰又意味着现代政治在本体论上的无根性。家国关系在功能、本体、伦理维度间的复杂纠缠,预示了家哲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黯淡前景。     

民主与民主的条件——论民主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的角色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试图构造一种纯粹“政治的”自由主义理论，但批评者们认为，民主政治的过程与议题本身却在其中却被排除了，这使得“政治”自由主义的可能性成了疑问。本文力图证明，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目标不在民主的政治行动本身，而是寻求这种民主得以可能的条件。同时，它对这些条件的寻求乃是以公共理性与协商民主的方式进行的，通过这种方式，政治自由主义一方面保证了自己的政治性质，同时又把民主政治与公共领域的力量推进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结果，国家的强制性权力成了公共领域的产物，而不是其对立面。这一点体现了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之闻的一个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