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治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

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发生了从传统的"差序格局-伦理本位"到当下的"圈层格局-核心家庭本位"、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等转变。乡村结构表现为利益网络格局,而非简单的文化网络格局。乡村权力结构发生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的转型。乡村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转型促使乡村治理的转型,表现为治理主体多元化和组织基础利益网络化。     

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及其增权机制

社会支持对于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有效矫治具有重要作用。社会支持通过有效提升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进而达到个体层面上的增权效果。通过对全国性大规模数据的分析,运用社会支持理论和增权理论,以定量方法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及其增权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居住状况和教育年限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影响显著。亲友借住者的自我效能显著小于自有房产和租房者,而后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教育因素促进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自我效能的提升。第二,社会支持的增权机制较为复杂。工具性支持因素中,人际能力和教育学习因素具有促进作用,而心理辅导和工作机会因素具有抑制作用。情感性支持因素中,理解、接纳和尊重因素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支持利用度因素中,社会互动和活动参与都显著提升自我效能。     

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及其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犯罪低龄化与青年化问题突显,青少年犯罪的保护优先原则、刑罚的年龄适用以及行刑社会化趋势等因素,促使我国针对青少年犯罪行刑方式转向以社区矫正为主。而社会支持是社区矫正的本质特征,它对于促进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有效矫治具有重要作用。在综合考虑以往研究和本研究特点的基础上,我们将社会支持分为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通过定量研究方法,运用全国性的大规模数据(近4000份样本)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与统计。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青少年社区矫正供给中情感性支持较多而工具性支持较少,发展性支持较多而生活性支持较小;第二,一般性、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呈现差序性,正式的、制度性的社会支持表现出随供给主体专业性降低而减少的特征;第三,男性、已婚者以及与家人同住者拥有更多的社会支持。第四,年龄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而矫正时间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该研究结论对于提升和建构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网络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强化他们的社会支持,包括强化工具性和生活性支持的供给,强化对女性和未婚群体的社会支持,以及充分利用家庭的支持功能来就地、就近进行矫治。     

刑罚观与社区矫正的公众认同——基于湖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公众认同是社区矫正制度有效实施的社会心理基础。社区矫正的公众认同受公众刑罚观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社区矫正的公众认知范围较小,认知程度不深,参与状况不佳,但公众认同状况较好,59.8%的个案认同社区矫正。惩罚、公正、康复、文明、人本主义、刑罚成本、社区风险和政策倡导八种刑罚观念都显著影响社区矫正的公众认同。其影响机制是:越认同惩罚和公正的刑罚观越不认同社区矫正;越认同康复、文明和人本主义的刑罚观越认同社区矫正;刑罚成本和社区风险越低,政策倡导越多则越认同社区矫正。     

资本嵌入、村庄响应与农地规模化经营成效

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建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然而资本主导下的农地规模化经营并不总能成功。基于嵌入性理论与中国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实践经验，提炼出“经营嵌入性”概念，构建“资本嵌入—社会响应”模型，对不同的农地规模化经营实践进行类型学划分和阐释，探讨不同类型的资本嵌入策略与村庄社会响应互动机制及其背后的行为逻辑。经营嵌入性是农地规模化经营的社会基础，表现为经营嵌入性越高，农地规模经营成效越好。其中内部经营嵌入主要采取生产嵌入和利益嵌入策略，而外部环境嵌入主要采取关系嵌入和文化嵌入策略。不同来源的经营主体和村庄整合度对经营嵌入难度产生影响，外来主体相比内生主体嵌入难度更大，村庄整合度越高嵌入难度也越大。从村庄响应来看，高社会整合度村庄的村干部更多地考虑村庄公共利益，村民也有更强的议价能力，而低社会整合度村庄的村干部可能会通过不正当手段牟取个人利益，导致村民被强制参与或者被内生经营主体关系裹挟。     

政策更迭与策略应对:基层政府“反复整改”的逻辑及其治理——以A镇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基层政府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经常面临“反复整改”困境,对这一困境生成逻辑的分析可以为改善基层治理状况提供理论参考。本研究通过构建“政策更迭—策略应对”的分析框架,以秦巴山区A镇的精准扶贫实践为例,讨论上级政府政策更迭的主要表现和基层政府的应对行为,进而剖析基层政府陷入“反复整改”困境的内在逻辑,并提出治理路径。研究发现:上级政府政策更迭表现为政策内容的变更、政策执行尺度的变化和政策执行周期的调整,这些变化会导致政策连贯性变差,进而诱发基层执行者的策略应对行为;基层政府在执行政策时面临的时间限制、资源约束和强力问责等多重压力导致其出于生存理性考虑而主动选择策略应对行为,表现为自由裁量政策执行的内容、自主选择政策执行的尺度和折中执行来平衡各方关系;上级政府的政策更迭和基层执行者的策略应对直接导致基层政府陷入“反复整改”困境,而要超越这一困境,就需要从理念更新、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三个方向上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