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田治理模式”:中国治水体系中的基层水利自治——基于“深度中国调查”的事实总结

治水作为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在中国的国家产生和演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的国家治水体系是双层治理体系:一是政府主导的国家治水,主要是大江大河的治理;二是当事人的自我治理,主要是日常生产用水的治理。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稻作区,历史久远且范围广泛的稻作区治水事实却一直被忽略,甚至被既有的理论遮蔽。本文基于田野调查资料发现,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国家治水不同,稻作区内用水当事人在小块水田经营上的独立性、自主性以及依赖性和共同性,不但形成了多层级多样式的自愿的联合,而且通过自我决策、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的水利自治,塑造了行之有效的"稻田治理模式"。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广大范围的稻田治理模式,因此成为政府主导治水的有益补充,与政府主导治水共同构成了中国双层治水体系,共同浇灌了中华文明,形成了双向国家治理结构。     

家庭联户代表制:破解村级换届困境——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创新村民自治的探索

面对农村社会治理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积极探索创新基层民主形式--家庭联户代表制.建立了"村民--家庭代表--联户代表--组、村、镇"间的层层互动模式,延伸了农村管理体制末端的管理链条,将原本松散的农民有机地组织起来.这种基层民主管理模式,适应了当前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破解了组织难、民主实施难、村务监督难等现实问题,较好地实现了广大农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落地生根:移民新村的公共文化建设——基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村的调查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作为当前我国水利重点建设工程,对解决华北地区水资源短缺、优化我国水资源地区间配置具有战略性意义。该工程建设涉及大批非自愿性移民,整个丹江口需要搬迁的移民达32.8万人,其中河南省境内库区移民16.2万人。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四年的任务两年完成,平均每年要搬迁7万到8万人,搬迁的强度     

从男耕女织到男工女耕:“农业女性化”产生的缘由——以生产社会化为分析视角

当下中国"男工女耕"的现象日益凸显,除了农村妇女素质普遍低于男性、家庭拖累、结构障碍等影响因素外,还有农业生产社会化这一影响因子。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村落常常是小农的整个世界,在与世隔绝的"桃花园"里,过着靠与自然交换的生活。"男耕女织"生产生活模式是其家庭自然分工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分田到户之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为粮食单产的增加做出巨大贡献;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转向非农产业,参与到社会大分工之中。当农村男性劳动力较女性在进城务工后,更容易找到工作,并且平均工资水平较女性高;当生产社会化能够保证家庭妇女顺利完成农业生产时,农村家庭内部进行的劳动力分工,自然倾向选择"男性外出务工、女性留守"的策略。"男工女耕"的模式逐渐代替"男耕女织",农业女性化的现象日渐显现、普遍。     

从村落到社区:政府职能转变的逻辑——以生产社会化为分析视角

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给农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也带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风险。当传统的村落互助体系难以抵御来自自然和社会的双重风险时,势单力薄的农户对政府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政府为实现治理目标,势必转换职能不断迎合农户的要求。     

创新:学术增长的源泉——评邓大才的《土地政治:地主、与国家》

2010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土地政治:地主、佃农与国家》(以下简称《土地政治》)一书,以农地流转的价格为研究对象,从农地产权市场切入,以交易成本为分析工具,在国家—地主—农民的分析框架下,以崭新的研究视角、新颖的概念建构和恰当的研究方法,对地主、佃农和国家如何通过交易成本影响土地价格这个问题,给予了清新、严密、合理的解释。     

过程——结构视角下政策冲突的形成与应对——基于广东省L县的考察

避免政策冲突,实现政策的叠加效应,是政策执行的重要内容。通过引入“过程—结构”分析框架,发现拆旧复垦与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叠加、冲突以及效应相互抵消的过程构成政策冲突场景。政策冲突始于国家战略与省级战略并行推进下的政策叠加,政策执行主体的行政性与理性行为选择促成政策冲突的呈现,而“1+1<2”的政策效应最终印证了政策冲突的形成。政策叠加下政策冲突的形成,根本原因在于政策执行主体与执行对象间共筑的“权力—利益—时空—治理”结构关系的失衡。因此,要防止政策叠加下的结构性失衡,应做到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均衡、从机械叠加转变为协同整合、加强政策执行过程配套制度建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