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视角下的国民政府合法性危机及其应对

灾荒与政治紧密相关。良性政治生态往往会灾而不荒,而恶性政治生态则会天灾人祸、逢灾必荒。民国时期天灾不断,固然有自然的因素,但更多地和民国政局、政观、政策、政力有关。国民政府的武力统一政策挤占了防灾和水利建设经费,破坏了生态环境和社会自救能力。政府尽管具有了初步"为民"的人本理念,但在实践中却又倾向于"防民甚于防灾"的维稳思路。1931年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之际,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救灾不忘内战的政策。尤其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见诸报端之后,国民政府在救灾和宣传两方面均陷入被动,暴露了其对灾荒与政治合法性关系的误读和应对上的失策。     

[一九三一年]江淮大水防疫机制探析

1931年江淮大水，“灾稷之后，疫疠蔓延，灾黎死亡枕藉”。据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所作的凋查，在受灾的2520万人中，17％患有各种疾病，其中热病占6％，腹泻占5％，其他疾病占6％；自水灾发生之日的100天内，每千人中死亡22人（婴儿死亡可能有所遗漏），其中1／4的死因是溺死，因病而死的比例高达70％，饿死者仅为1％，     

从1949年上海台灾救治看中国共产党领导大城市应灾能力建设

1949年夏,上海遭遇了30余年一遇的12级台风袭击,这对于在特大城市执政伊始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可谓一次赶考。面对天灾,中共迅速反应,组织救灾委员会,紧急转移灾民、抢救机械厂房、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灾民就医、灾后防疫消杀、重修堤坝与生产救灾等,取得了显著的救灾效果。尽管上海市新生政权对于大城市的综合管理仍有诸多短板,但总体而言,应对1949年台灾彰显了中共依靠群众、动员群众、转危为机的应变能力,诠释了中共是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揭示了中共的执政基础与动员能力源于党政军民大协同的亲密型党群关系。     

试析人民公社体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制约及其影响

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已得到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并成为近期学术热点之一.但对于人民公社时期剩余劳动力状况的研究尚不多见,笔者认为,该时期农村积存下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只不过被掩盖在"全民就业"的体制之下.因此,廓清公社体制对剩余劳力及其流动的制约因素,分析由此所造成的经济、政治、社会各层面上的影响,也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人民公社体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制约及其影响

人民公社 时期 是中国 农村 发展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在这一阶 段形 成了一 整套 的制度模式,其包括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经济上的计划管理和分配体制,社会层面上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及人民公社制等。这种大政 府 的 高 度 控 制 与 全 面 干 预 体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及其流动影响深远。本文拟以人民公社体制下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为切入点,着重对制约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因素及其后果进行论述。 一 农 村剩 余 劳 动 力 的 、体制积存 人 民 公 社 时 期 国 家 采 取 的优先 发展重工 业战略,使得 农村的 就 业 结 构 与 产 业 …     

守初心 担使命

我叫孔祥成,2000年2月28日参加保安工作,现任山东振邦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天桥分公司一大队分队长,负责天鸿物业万象新天小区安保工作.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所有人措手不及,作为普通老百姓,“宅在家里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民国救灾与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角色分析——以1931年江淮大水救治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凸现了政府在均衡利益决策方面的缺失。在其后的救灾中,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努力承担起救灾重责,组织了造林公益事业,并为救灾制定了一系列法规与制度。当然,囿于各种因素,政府公共服务与决策的效能并未完全展现。     

“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最近 ,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日本神户学院大学大学院人间文化研究科、华东师范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 ,来自日本、美国和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河北、湖北等地的５０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主要围绕农村土地产权、农村基层政权演变等专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一、农村土地产权问题土地产权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制度。人类社会的农村经济发展史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一部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史。与会者们紧紧围绕这一主题 ,从不同的视角、…     

从首笔国债发行看新中国初期中共的城市社会动员能力——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发行一亿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首次发行的国债。首笔国债的劝募采取了义利结合的宣传动员,并建立了纵横交错的动员网络与政社协作的组织架构,运用了分类分层的动员方案以及广播媒介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以劝募结果观之,呈现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多维映像。尽管动员方式和过程仍有不足,但总体而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公债发行取得了两方面的实效:一方面,全民动员,快速响应,完成了公债认购任务;另一方面,探索了党领导下的政府与社会协同响应、行业与社区纵横联动的城市社会网络化动员模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协同动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