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早期青铜时代研究

云南早期青铜时代的研究,在学术界一直是个薄弱环节,其年代问题,更是聚讼未决。近年来对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大理银梭岛遗址、鲁甸野石山遗址和耿马石佛洞遗址等地进行了新的发掘,形成一批最新的考古发掘资料、最新C14测年数据和铜器金属成分分析数据,确定了一批云南早期青铜时代遗址和墓葬,并可依此对云南早期青铜时代进行断代和分段。     

古代云南名城大理沿革

原始社会晚期,在今大理县城附近就有人类居住,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龙等遗址的半穴居式房屋,是大理最早的民居。这些遗址中出土的石刀、陶盆、钵、罐等器物,则说明大理最古老的居民中有定居的农业民族。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置益州郡,该郡所辖叶榆县是最早的大理县,县治在今大理县喜洲公社,城址已湮没。东汉时期,叶榆县改隶永昌郡。三国时期,今云南省属蜀汉管辖,叶榆县隶属新设置的云南郡,入晋仍如此。南朝时置东河阳郡,下属二县,其一为叶榆。隋及初唐,洱海区域的少数民族“河蛮”(亦称“西洱河蛮”)在洱海西岸修筑了大和、大釐、羊苴咩等城邑。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南诏首领皮逻阁逐“河蛮”,占据大和城,翌年统一六诏,被唐玄宗封     

先秦至两汉时期云南的农业

远在新石器时代,人类便发明了农业。农业的发明,使人类的经济生活获得根本的改变:即从没有保障的采集、狩猎等“掠取经济”变为生产经济。此后,在我国漫长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农业都是最重要的经济部门。研究古代农业,总结古代农业生产经验,对于实现农业现代化有现实意义。本文利用考古学材料,结合有限的文献记载,对先秦至两汉时期的云南农业(农业生产工具,牛耕、粮食作物品种、水利灌溉)以及与农业有密切关系的畜牧业方面的情况作一简要概述,供有关同志参考。     

云南考古60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云南省考古发掘成果丰硕,考古调查、发掘所获各类文物已近30万件,云南考古学因具有明显的地方民族特色而自成体系,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支.     

试论黑格尔Ⅰ型铜鼓的三个亚型——以中国西南为中心

1902年,奥地利学者F.黑格尔首次将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古代铜鼓分成4个类型.1993年,日本东京大学今村启尔教授将黑格尔第Ⅰ类型铜鼓分成石寨山系和东山系两个亚型.现在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依据器形和花纹的区别,将黑格尔Ⅰ型铜鼓分为石寨山式、文山式、东山式3个亚型,并讨论3个亚型的源流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对黑格尔Ⅰ型铜鼓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东南亚青铜时代文化百年研究综述

关于东南亚青铜时代的研究,已有百余年。19世纪中后期,东南亚地区发现铜鼓等零星文物和遗迹,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二战以前,由于考古资料的贫乏,观点多为偏颇,再由于这一地区很少发现红铜或铜石并存的文化遗迹,有的学者认为东南亚没有经过红铜时代,甚至认为"东南亚地区没有经历过在技术上得以充分与其他地区相比较的铜器时代"。①20世纪60年代后,发现了更多的青铜器,还在作物栽培、动物驯养、金属冶炼等方面有新发现。由于当时颇有争论的断代材料等原因,部分学者的观点偏向了另一极端。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文化学术交流的频繁以及各地     

南诏农业雏议

南诏(公元738--962年)是唐代在我国西南边疆崛起的一个奴隶制地方政权,以洱海地区为统治中心,囊括云南全省,极盛时管辖的地方更大。南诏的农业生产水平,也就是唐代云南的农业生产水平。研究它对了解云南的经济史和各民族的发展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南诏粮食作物品种丰富,《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记载。除稻、麦外,“曲、靖州已南,滇池已西,土俗唯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西洱河风土记》记洱海地区有“稻、麦、粟、豆,种获亦与中夏同。”据此,滇东、滇中,滇西地区的粮食作物品种有稻、麦、豆、麻、黍、稷。按《周礼·天官》关于“五谷”的     

“滇王之印”与“汉委奴国王”印之比较研究

日本北九州博多湾,有一南北长3.5公里,东西宽2公里左右,海拔168米的志贺岛。自从“汉委奴国王”印在这座小岛上出土之后,志贺岛便名声大著。二百年前,即公元1784年,志贺岛村民甚兵卫掘获该金印,没有其他器物共生。关于金印出土情     

从云南考古材料看氐羌文化

云南民族史学界一般认为,先秦及两汉时期,在今天的云南省居住着百越、氐羌和百濮三大民族集团。云南民族史诸专家对于这些族群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相比之下,云南考古学界对这些族群的考古文化特征还研究得很不深入。近年来,笔者与云南考古界同仁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尝试,如对百越族群的考古文化特征,曾有《云南考古材     

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铜鼓学刍论

中国—东南亚铜鼓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跨国多民族共享的区域文化,其研究是一个国际性、综合性的重要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应该与时俱进,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铜鼓学,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亦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和需要,有助于突破和超越该研究领域西方视角的局限性。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铜鼓学不仅必要和重要,而且可行,因为中国—东南亚铜鼓文化的主体自古至今在中国,中国已掌握了中国—东南亚铜鼓文化研究的主导权,具有良好的基础条件。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铜鼓学不是要自我封闭,建立一个自说自话的体系,孤芳自赏,而是要超越西方话语体系,摒弃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桎梏,因而,要坚持国际视野、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的原则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