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公开是廉政基础

正我国政府为了行使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拥有大量的决策权、执法权、审批权、处罚权等权力。仅各级政府掌握的行政审批权就有数千项之多,而且很多权力其实是由地方或部门自行制造,本身并无法律依据。一方面各级政府掌握庞大的权力资源,另一方面这些权力的监督制约整体偏弱。公共权力面广量大,由于制度变迁、机构改革、人员变动等原因,某些权力有可能被监督部     

“隐性特权”为何屡禁不止

近两年，“隐性特权”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问题。从2008年引起强烈反响的某地区干部“出国考察”清单，到前段“特权车牌号”的存废之争，“隐性特权”的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三个层面监督“一把手”

对县委书记的监督,应同时在三个层面展开,即上对下监督、同级监督和群众监督县委书记作为一地的父母官,要对几十上百万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作承担责任,其责任不可谓不大。而其作为一县当之无愧的“一把手”,权力也不可谓不可观。他们不仅在干部人事、资金安排、工程项目等方面在     

消除腐败机会促进国企反腐倡廉

以贪污、挪用、贿赂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腐败行为,需借助权力与资源、腐败动机和腐败机会三个必要条件才能得以完成。其中,权力与资源是指当事人能够掌握或支配具有一定价值的资源,腐败动机是指其应当有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主观动机,腐败机会是指其以权谋私时应具有使自己当时能够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完成腐败行为的机会。     

香港廉政公署30年一部反腐的经典教材

在廉政建设方面,香港堪称是亚洲乃至世界各国的楷模。上世纪70年代中期,是香港廉政建设的分水岭。在此之前,香港的公共部门腐败猖獗,民怨沸腾。然而,7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的情况在短短几年内就有了很大的改观——香港所经历     

要深刻理解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

我认为,邓小平同志的反腐倡廉思想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对于反腐败斗争的严峻性和长期性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改革开放不久,干部腐败行为就呈现急剧增多的趋势。当时的情况究竟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对于这一问题的判断,直接影响到党和国家反腐败的力度。邓小平同志对于当时形势的严峻性有着清楚的认识。1982年4月1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对于腐败问题所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他同样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警告全党:如果我们党不…     

“隐性特权”为何屡禁不止

其实,无论是隐性还是显性"特权","特权"本身才是实质性内容,隐性、显性只是形式上的差异近两年,"隐性特权"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问题。从2008年引起强烈反响的某地区干部"出国考察"清单,到前段"特权车牌号"的存废之争,"隐性特权"的数量和种类之多,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隐性特权"为何屡禁不止

近两年,"隐性特权"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问题.从2008年引起强烈反响的某地区干部"出国考察"清单,到前段"特权车牌号"的存废之争,"隐性特权"的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廉政体系

国家廉政体系是由国家建立的、旨在能够长期预防腐败、实现廉洁政治的体系结构。这个概念包含两个主要的思想精髓:一是系统工程的观念,二是长期战略的观念。首先,任何国家的反腐败工作要想取得成功,都必须建立起多个关键的廉政支柱,形成反腐合力,总体推进,而不能零打碎敲,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国家廉政体系包括立法、司法、审计、新闻媒体、公民社会等十余个支柱,而且这些支柱之间互为支撑。反之,如果某些关键性的支柱缺失,国家廉政体系就会遵循“木桶原理”,出现结构不稳,甚至陷于崩溃。国家廉政体系这一概念可以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如果把…     

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回顾和评析

中美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Rights,以下简称IPR)谈判是近两年中美关系中的一件大事。谈判历经多个回合,由于双方分歧严重而一度破裂,几乎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贸易战,但在最后一刻双方又戏剧性地达成了协议,从而避免了两败俱伤的后果。这次谈判集中于IPR保护的问题上,但对于两国的经济界产生了不小的震动,由于谈判是在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的,因此引起了各国的普遍关注。那么,中美产权谈判的背景是什么?双方为什么会一度举起贸易报复和反报复的武器?两国又为什么能在最后一刻达成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