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替代行为抗辩之比较法与经济合理性分析

合理替代行为抗辩理论是德语区国家民法中有关侵权行为和损害赔偿的重要理论之一,在英美法系中也存在相关论述。通过比较分析和经济学分析可知,该理论将有效弥补立法者预设的注意义务标准的不确定性,有助于在侵权案件的审判中合理判定行为人的责任,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专利非实施主体诉讼中损害赔偿规则的适用

作为一类特殊的权利人,NPE是否应当适用特殊的行为引导规则存有争议,对禁令问题的讨论即为争议的表现。损害赔偿也是重要的行为引导规则,探索该领域的政策空间对于处理未来可能出现的NPE诉讼具有理论指导作用。与表面所展示的客观化基调相反,填平原则实际上蕴含着丰富的弹性,提供了充分的政策腾挪空间。弹性源于专利损害赔偿的高度复杂性,法院只有借助信息中介才能将损害赔偿的计算难度控制在与其精确激励相比而言适当的范围内,而信息中介的选取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如果经验表明主体身份与诉讼行为社会效果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那么从理论上讲主体身份未尝不能成为认定损害赔偿时的考虑因素。不过从现阶段情况观之,NPE身份与诉讼行为社会效果之间并未表现出明显相关性。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相关性很可能也不会出现。与主体是否为"非实施主体"相比,争议客体"未被实施"的事实更适合作为计算损害赔偿的信息中介。技术方案是否实施的事实会对损失计算方法的选择和规则适用造成影响。为了实现合理认定NPE损害赔偿数额这一目标,我们应当更充分地探索利润损失与合理许可费的差别,改造现行许可费计算方法条款,并且充分发挥包括诉讼费用在内的广义经济救济...     

德国《雇员发明法》修改对中资在德并购之影响

目标企业拥有的知识产权往往是中资收购德国企业时重点关心的问题.但恰恰在价值巨大的专利权方面,确定目标企业是否为其雇员发明之实体法意义上的专利申请人和专利权人并非简单的问题.从德国2009年进行的《雇员发明法》修改出发,着重分析该法在职务发明的报告与权利主张程序,澄清修改前后目标企业取得本企业雇员职务发明之专利申请权与专利权的条件,及权利转让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最后对我国职务发明制度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分析与评述.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在互联网领域的适用 以robots协议案一审判决为视角

互联网竞争引起的法律纠纷，呈现出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较强的依赖。这一方面是因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于前网络时代，设计类型化条款时没有考虑到网络的影响；更重要的还在于网络对行为模式不间断的重塑，使任何拘泥于行为特征的类型化规则都可能迅速过时。     

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模式的选择——以德国经验为视角

个人信息保护法调整范围囊括公、私两个领域,那么应当以何种立法技术来处理两套规范在同一法典中的关系？总结德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优劣得失,基于对个人信息收集基本原则及其例外在公私领域不同的适用情况,可以看出,德国的区别对待模式更加符合不同领域内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要求。     

欧洲公司法统一化新进展——简析欧盟委员会《欧洲私法公司条例草案》

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欧洲私法公司理事会条例草案>,这标志着欧盟在公司法统一化道路上再次迈出实质性的一步.欧洲私法公司将成为继欧洲经济利益集团、欧洲公司和欧洲合作社之后的第四种超国家公司形式.借助这一灵活而受欢迎的公司形式,欧盟希望能打破公司法统一进程在实务界遭受冷遇的现状.对于打算在欧盟多个成员国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开展业务的中国投资者而言,欧洲私法公司也将是符合管理效率最大化原则的选择.     

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以用户的独创性表达为视角

AIGC既包含来自机器的选择,也包含来自人类用户的选择。当后者满足独创性表达要求时,AIGC便足以被认定为作品。在判断用户的独创性表达时,裁判者应当关心人贡献了什么,而不是工具贡献了什么;应当关心人贡献了什么,而不是人没有贡献什么;应当关心人贡献的实质,而非纠结于其形式。在以上原则的指导下,既有的作品构成要件规则足以支持相当一部分AIGC获得作品资格。AIGC的所谓“随机性”,只是发生在用户指定范围内的“随机”,并不妨碍用户控制达到著作权法的要求。作为文本的提示词,具有转化为包括视觉表达在内的其他类型表达的可能性。若以摄影为参照系,AI与传统工具的比较不仅不能导致对作品资格的否定,反而能够凸显“工具贡献大并不意味着人的贡献不足”。著作权法的“宽进宽出”结构提示我们,将用户做出独创性表达的AIGC纳入著作权法图式是在认知层面最为经济的利益平衡分析框架。考虑到独立创作例外和版权救济手段的灵活性,承认AIGC获得作品资格的可能性并不会过度妨碍公众自由。     

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之途径探讨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权利意识日益提高。如何提高个人信息的保护水平受到了社会和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也成为了学术界和立法界共同关注的话题。不过,尽管制订一部《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提高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水平的长远目标,但从目前的立法动向来看,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①如何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或者在修改现有法律的基础上,尽快加强我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是值得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