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情理法”观所代表的近代转捩——与薛允升、樊增祥的比较

在中国，“情理法”观念或思想贯串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时代。近代沈家本、现代谢觉哉，各代表一大转捩点。处在中西、新旧两个转捩点上的沈家本，一方面努力寻找中西法律、法学之“形成基础”的差异性——经验与学理，俾其互补；另一方面更注意发掘中西法律、法学之“构成基础”的共同性——情理，使其互鉴；得出“新学往往从旧学推演而出”，“然大要总不外‘情理’二字”，及“无论旧学、新学，不能舍情理而别为法也”的重要结论，并提出“融会贯通”中西的策略，形成了建基于传统并希图超越传统的新型“情理法”观。“情理法”是古代中国的法哲学问题。当今的我们，要促进这一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思想、理论得到拓展、升华，使其在全新的环境下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的抵赦条款与国家对民间债负的赦免——唐宋时期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博弈

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中的"公私债负停征,此物不在停限"、"后有恩赦,不在免限"等抵赦条款,是民间社会对抗国家赦免私债的契约表现.始于北魏时期的国家对私债的赦免,针对的是"偿利过本,翻改券契"等民间高利贷行为;唐、五代及南宋、元初赦令,延续了这个传统.这一赦免初衷,也波及到无息借贷,致使抵赦条款也出现在无息借贷契约中,反映了民间防御意识的加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的反复出现与国家免除民间债负赦令的频繁发布,反映了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长时间博弈.明清时,国家不再以赦令形式免除私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也随即消失.     

唐古之奇《县令箴》的建树与影响——法官箴言系列之六

唐古之奇《县令箴》当作于泾原兵变前,较元结《县令箴》晚十几年.重作《县令箴》,古之奇紧扣县令职掌,并依据两个模范县令的事迹提炼之,力求出新.其所总结的德目,多于元结;在表现手法上,也采取“如山之重,如水之清”等“明喻+排比”的叠加方式予以呈现,有气势,有韵味.其中一些比喻如“如镜之明,如秤之平”,成为后世《御史箴》《大...     

宋明清“告不干己事法”及其对生员助讼的影响

起源于宋朝而延续于明、清的"告不干己事法",其禁制对象为横行闾里的罢免官吏、官吏子弟、生员、地棍等"健讼"者的助讼活动;"健讼"者的主体部分,是正在形成中的讼师群体。宋、明两朝的"告不干己事法",作为基本的或替代的讼师禁制法,间接地起着禁制讼师或讼棍活动的作用。至清代,才出现了直接针对讼师或讼棍活动的专门条例,直接方式与间接方式相互配合,共同影响着诉讼的形态。"告不干己事法"特别禁制了在学"生员"的助讼活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他们过渡到专业或职业讼师的通道,扼制了法律服务业发育与成长的机会和可能。     

唐令与日本令——《唐令拾遗补》编纂集议

<正> 笔者目前与小口彦太、古濑(西泽)奈津子、坂上康俊、高盐博、川村康诸人同心协力进行仁井田升先生的《唐令拾遗》的补订工作。这原本是仁井田先生自己发意并已着手进行的编纂工作,先生不幸在伦敦罹疾而长逝,以致宏愿未酬。受到福岛正夫、佐伯有一两先生与东京大学出版会有关人士的关怀,此事至今仍托付给我们这些晚辈完成。开始以为用三、四年时间可以整理完备,由于笔者怠慢一直拖延至今,感到愧对于仁井田先生和东大出版     

“慎刑思想的内涵及传承”三人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等等,都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慎刑思想具有深厚的内涵,对后世刑事司法制度产生深远影响。慎刑思想有哪些值得提倡和深化的内容,对现在的刑事司法活动有哪些启发?本刊特邀请专家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论中国古代契约与国家法的关系--以唐代法律与借贷契约的关系为中心

中国古代法律 (如唐代律令 )对契约的规制或指导 ,在总体上是 :部分的民间事务靠习俗调整 ,部分的则由法律调整。国家承认“私契”的地位 ,并承认它的规则。有关借贷契约的法律和契约实践表明 ,契约内容和契约活动是在法律规制下进行的。国家通过受理 (官为理 )、不受理 (官不为理 ) ,表达契约自由的限度 ;并有质物处理、保人责任等程序性的和实体权利义务的设定 ;律令规定往往是相衔接的。但在实践中 ,契约内容对法律又有遵守与抵触两种情形同时存在。在契约的履行方式、利息限制、质物交付与处理、保人代偿等问题上 ,这种冲突都比较明显。契约中还有“抵赦”条款 ,专门应对国家对私人债负的赦免效力问题。     

以《大明令》为枢纽看中国古代律令制体系

清代有律、有例而无令,清例沿用明令,数量虽然不大,但揭示了明代令制的去向。这一事件的性质,只有从部门法视角看,才能准确地为其定位;对清例转化明令的基本事实的分析,有助于厘清律令制发展的线索;比较晋唐宋令、元条格与明令、清例的沿袭关系,对中国古代法律部门的初始分化、法典分工及编纂等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唐五代敦煌、吐鲁番买卖契约的法律与经济分析

本世纪初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了大量文书残卷,其中有一部分属于法律文书。它们虽然数量较少,但史料价值却极高。尤其是买卖契约文书部分,反映了当时关于买卖契约方面丰富的法律内容与民间习惯。本文拟对属于唐五代时期４０件买卖契约的内容、形式作以下探讨①。一、买卖契约的总体情况契约,也称契券,是民间通行的文书形式,麦氏高昌国时称“券”,入唐后叫“契”,而其义不变。契有两本,双方各执一本。一方违约,对方可按契约规定索赔,双方承担义务。可见,虽属私人文书,也受法律保护,具有法律效力。在这４０件买卖契约中,完整…     

西汉扬雄《廷尉箴》的主旨与贡献——法官箴言研究之二

西汉扬雄《廷尉箴》是历史上第一个法官箴,它从法官职守角度提出君主应秉持的刑政理念、政策纲要,所谓“说人君谨刑罚”;它叙列尧舜禹三王、夏商周三代及秦国(朝)的法制历史,宣扬儒家情操,贬抑法家-秦国(朝)治术.《廷尉箴》从儒家立场总结历史经验,指斥“寇贼满山,刑者半道”的重刑虐民现象,警告君主不要以为“惟虐惟杀,人莫予奈”,最终得出“殷以刑颠,秦以酷败”的发人深省的结论.《廷尉箴》是儒家刑政观的“箴言”形态,本质上是一种文学表达;箴的这种旨趣,在诔、诗等其他文体中有相同的表现.扬雄《廷尉箴》开风气之先,对东汉唐宋元等后世法官箴的创作影响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