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与“东方学”

作为学科的“东方学”产生于近代西方。20世纪初在东西文化对话中,东方的知识精英审视自身的传统,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立场的“东方学”。泰戈尔是东方“东方学”的奠基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成为西方真正认识东方的文化象征。他是在20世纪初的世界格局中,具有整体东方意识的思想家和诗人。他对“东方学”的许多课题都有自己的思考,对东方文化的精神实质、现实中东方文化的建设策略、东西方的关系等论题都有具体、系统的探讨与建构。他创办的“国际大学”,成为东方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培养了大批东方传统的继承者和研究者。     

略论新形势下民主党派的监督职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要履行好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基本职能,必须完善我国多层次、多方面、多角度的监督系统,在整个监督系统中确立好民主党派的独特地位和功能,并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正确理解和把握民主党派的监督职能,使之规范化、科学化。为此,针对当前在民主监督方面存在“两化两性”现象,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的“五点建议”。     

《虚假的事实》:印度民族自我的“寓言”

耶谢巴尔是印度现当代进步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创作以现实主义的描绘,关注祖国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他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长篇小说《虚假的事实》,以印度独立前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为背景,通过生动的情节和艺术的形象体系,以文学虚构叙述,重新建构印度的"民族自我",是后殖民语境中印度民族自我的"寓言"。小说在印巴分治、教族冲突的民族灾难反思中,提出正视现实,清理殖民统治带来的文化后果,革除独立政府新权贵的种种弊政,经过历史风雨的洗礼后,建设一个进步繁荣、平等团结、理性奉献、自力更生、代表民众利益和愿望的新的民族自我。这个"民族自我"在小说主人公达拉与和布兰身上得到"寓言"式的体现,达拉的经历和命运是印度民族的象征性写照,她勤勉温雅、宽容仁慈、正直清廉的性格,是新的"民族自我"的人格化。小说的构思也艺术地体现了寻求"民族自我"的突出特点:在历史框架中虚构情节,民族知识分子聚会,本土风习描写,坚信民族光明前程的结局。小说在表现耶谢巴尔一贯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同时,鲜明地体现了探讨"民族自我"的主题。     

“同根并蒂＂：影响研究的新范式——以夏目漱石与老舍为中心

法国学者梵·第根倡导的“影响研究”，是文学影响的源和流“两点一线”的史实考察。但异质文学影响不是那么简单，往往是一源多流的复杂影响。跨文化的文学现象之间不是直接接触，但有共同的渊源，在“同源”的作用下，表现出审美共相，构成“同根并蒂”的关系。夏目漱石和老舍是典型的例子。漱石和老舍都在20世纪初旅居英国，有大体相似的生命体验；他们大量阅读英国文学作品，斯威夫特和狄更斯小说中的幽默讽刺，成为他们创作共同的艺术资源。漱石和老舍不同的生命历程和精神世界构成的差异，即使同源而出，也显示出各自创作的个性和走向。从这一个案的考察，可以看到：“同根并蒂”作为影响研究的新范式，能拓展比较文学研究的新空。     

简论日本战后民族主义文学

日本战后的民族主义文学表现在对侵略战争的认知态度、对日本战败的屈辱感受和右翼民族主义的复兴。日本“战后派”的作品很少反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相反还存在有意无意弱化甚至掩盖战争“侵略本质”的倾向。以林房雄为代表的右翼作家变本加厉,民族主义思想走向极端化和系统化。随着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恢复和高速发展,日本当代文坛“集体失忆”,将目光转向个人内心的不安和日常生活,形成“反抗战后”的文学潮流。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极右作家,强调民族精神,美化侵略战争,谋求世界霸权。战后日本文学民族主义的根底是日本民族优越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