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研判工作模式的研究探讨

为高效发挥足迹研判工作的作用,笔者对足迹研判工作模式进行了思考。对上海市、长沙市等全国先进地区进行了调查、分析,也对先进经验推广存在的困难进行了讨论,指出其困难在于领导重视和理念两个方面。最后,笔者提出了一套更适于推广的战斗小组工作模式,并对该模式中各步骤的耗时和重要性进行了评估,阐述了该模式在人力、财力、物力投入缺乏情况下的优势,旨在对足迹研判工作的推动有所裨益。     

论我国征收立法中公共利益的规范模式

“公共利益”是启动征收程序的前提性要件。在公共利益的规范模式上,我国物权法应采折衷主义立法例,不应明文禁止商业征收,但应明文规定公共利益的决策和形成机制,并建立相应的行政和司法救济途经。     

新城疫病毒F48E9株M NP F和HN基因的真核表达

将新城疫病毒(NDV)F48E9株的M、NP、F和HN基因克隆到真核细胞表达载体 pCAGG上,经酶切、PCR鉴定和序列分析,分别筛选出了含有M、NP、F和HN基因的重组质粒, 命名为pCAGG-M、pCAGG-NP、pCAGG-F和pCAGG-HN。纯化后的重组质粒通过脂质体单独转染HeLa细胞,经间接免疫荧光试验检测到了M、NP、F和HN蛋白的表达。pCAGG-M、 pCAGG-NP、pCAGG-F和pCAGG-HN重组质粒组合共转染HeLa细胞48 h后,可以观察到明显的细胞融合现象。试验结果表明,NDV F48E9株的M、NP、F和HN蛋白均在HeLa细胞内得到了成功表达,同时证明在该表达系统中F蛋白不足以诱导细胞融合。     

肺气肿肺气虚证大鼠血气分析、血中细胞因子及肺组织病理学的改变

目的 :探索肺气虚证的本质。方法 :将 6 0只大鼠随机分为模型组与对照组 ,复制肺气肿肺气虚证模型 ,分别检测 pH、氧分压 (pO2 )、氧饱和度 (SaO2 % )、二氧化碳分压 (pCO2 )、白细胞介素 6 (IL 6 )、白细胞介素 8(IL 8)、肿瘤坏死因子 α(TNF α)及肺组织病理学的改变。结果 :模型组pH、pO2 、SaO2 %下降 ,pCO2 升高 ,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 (P <0 .0 1 ) ;模型组IL 6、IL 8、TNF α升高 ,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 (P <0 .0 1 ) ;病理组织学及超微结构检查显示肺组织有慢性支气管炎及肺气肿病变。结论 :肺气肿肺气虚证大鼠存在低氧血症和高碳酸血症 ,血中细胞因子IL 6、IL 8、TNF α升高 ,可能是肺气虚证从轻度向中、重度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用益物权的法律属性

用益物权是物权法中十分重要的制度 ,与担保物权共同构成了他物权体系。用益物权作为他物权 ,具有与担保物权不同的法律属性 ,这主要体现在 :用益物权是直接支配他人之物的物权、用益物权的内容是利用物的使用价值、用益物权的客体以不动产为限、用益物权是独立性的物权、用益物权的实现通常以占有标的物为前提等     

精英理论概论

兴起于 19世纪末期的精英主义理论 ,强调精英统治的必然性和合法性 ,否认自由民主的真实性和可能性 ,也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西方多元民主理论。在政治价值观上 ,它是保守的、反民主的 ;在历史观上 ,它是英雄主义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精英主义曾经作过的历史贡献 ,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它的发展性。     

宁夏羊胃肠道线虫对现行驱虫药的抗药性调查

采用粪便虫卵减少试验对宁夏地区所属灵武、贺兰、盐池、吴忠、中宁、中卫、永宁和银川市郊8个县(市)的12个绵羊场、6个山羊场进行了丙硫苯咪唑和阿维菌素抗药性的随机调查。结果表明:在用丙硫苯咪唑调查的10个绵羊场和6个山羊场中,虫卵减少率在95%以下和95%的置信域下限在90%以下的有山羊场2个、绵羊场2个,证明对丙硫苯咪唑有抗药性;1个绵羊场和1个山羊场的虫卵减少率是96.3%、95.9%,但95%置信域的下限在90%以下,具有抗药性可疑;山羊群中丙硫苯咪唑的抗药性为33.3%,绵羊群为20.0%。用同样的方法调查了1个山羊场和5个绵羊场(其中有4个羊场曾执行了丙硫苯咪唑的试验),查出1个山羊场和1个绵羊场对阿维菌素具有抗药性可疑,其虫卵减少率分别为97.3%和95.5%,置信域下限在90%以下。揭示了宁夏地区羊消化道线虫对现行驱虫药的抗药状态,为今后防治提供了依据。     

现实已经发生——论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

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与全国性刑事证据立法相对应,我国各地广泛开展了制定和实施刑事证据规则的试点,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又存在广泛的问题,其产生的动因主要是防止冤假错案,保持司法公正和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今后我国应该走全国统一刑事证据规则的道路。     

抵押与质押之区分及中国物权法的选择

关于抵押与质押之区分 ,大陆法系主要有三种立法例。我国对抵押与质押关系的处理经历了由《民法通则》的“质”“押”合一到《担保法》的“质”“押”分立的变迁。《担保法》中采取多元化的标准区分抵押与质押 ,担保标的不同 ,抵押与质押的区分标准也各不相同 ,这就造成了若干理论上的困惑和一些实践中的不便。为此 ,有必要以民法典的编撰和物权法的制定为契机 ,对抵押与质押的区分进行重新思考和抉择 ,选取占有方式作为二者区分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