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何以现代?——基于马克斯·韦伯的视角

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形式,现代国家与其他政治组织形式相比具有自己的独特性。马克斯·韦伯认为对合法使用暴力权利的垄断将国家和其他的政治组织区分开来,而科层制可以使统治团体在其统治区域内卓有成效地垄断这一权利。作为理性化权威的载体,现代国家正是"那种借助科层制的行政管理班子进行的统治。"作为"现代性"在国家建设中最集中的体现,常备军、征税机构和法院及警察机构的建立和完善分别反映了军事制度、财政制度与司法制度的科层化。正确理解现代国家的涵义,对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阶级投票、宗教投票与德国两大"人民党"的选举表现——基于北威州与巴伐利亚州的比较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德国两大"人民党"中,联盟党的支持率保持相对稳定,而社民党的支持率急剧下降.本文基于政党政治中的"社会分野",从阶级投票与宗教投票的变迁来解释两大"人民党"不同的选举表现.北威州与巴伐利亚州分别是社民党与联盟党的传统票仓,但产业结构变迁引起的阶级投票模式衰落导致社民党近年来失去北威州这一票仓,而巴伐利亚州在现代化过程中保留了相当程度的宗教保守主义色彩,这成为联盟党在该州保持统治地位的基础.从全德来看,由于宗教投票模式较之阶级投票模式更为稳定,联盟党比社民党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其他政党的冲击.     

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政治动员：一种建构主义分析

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兴起的过程中，政治动员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党的精英建构起一套新的革命化规范，并力图让乡村农民接受、认可这些规范。由于乡村社会各个群体对于新规范显现出不同的行为取向，共产党依据不同的群体选择了不同的策略，从而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内化模式，即基于强制的内化、基于利益的内化和基于合法性的内化。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的互动中，双方共同建构了“共意”。     

陕甘宁边区的民间启蒙和政治动员--由《日用杂字》说开去

在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展开的轰轰烈烈的社会教育运动,在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它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众进行政治动员的一种方式.这种民众动员方式不仅在组织结构层次,也在观念、心理、情感层面对根据地的改造产生巨大影响.作为社教运动的蒙学读本,<日用杂字>见证着这一历程.     

抗日根据地的田赋整理北大核心CSSCI

抗战期间,面对日军的军事压力,抗日根据地政权需要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为抗战服务。作为"国家正供",田赋在各个根据地相继恢复。由于横亘在国家政权与农民之间的中间盘剥者截流了本应该由国家政权统一支配的税赋,根据地政权遂对田赋征收体系进行了整理。这些整理措施包括废除社书、清理粮册和清查田亩等。在民国以来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情况下,根据地政权进一步通过改造村政权来消除这些中间盘剥者,有效地实现了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直接统治。     

延安的“新文艺”与党的政治动员——以新秧歌运动为例

抗战后期,在"工农兵文艺"方针的导向下,陕北民间的旧秧歌被改造成"新秧歌"。随着一系列的成功实践,新秧歌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蓬勃发展。作为将边区民间文化和现实政治嫁接起来的一种有效手段,新秧歌运动为中国共产党打造了政治动员所必需的舞台与背景,破除了政治动员过程中的观念障碍,并提供了政治动员所倚赖的集体归属感。     

马来西亚国家元首制度: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马来西亚国家元首制度在一般的分类标准上可以归为君主立宪制,但其最高元首作为特定族群特权守护者和宗教领袖的特殊身份、选举轮任的产生方式则是一般君主立宪制下的国家元首所没有的。这一独具特色的国家元首制度和马来西亚在族群关系、政教关系、立法—行政关系与中央—地方关系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之间具有相当的互补性,从而使其在变迁的环境中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强大的适应性。马来西亚国家元首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马来亚地区的王权。这种王权历经15世纪初马六甲王国的伊斯兰化、1874年《邦咯条约》后苏丹的虚君化和1946年马来亚联盟计划失败后马来人特权的宪法化这三个关键节点,才演化为今天的"选举轮任的马来伊斯兰君主立宪制"。     

多边主义治理模式的局限性分析

全球化的发展提出了全球治理的需求。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民族国家设计建立了一系列多边主义制度。但多边主义模式仍有一系列问题与局限,如合法性不充分、法治程度低、透明度不高,参与缺乏、责任性和有效性不足等。作为对多边主义的替代和补充,单边的、双边的或者"少边"的、网络化的治理模式也在世界舞台上浮现。     

抗日根据地司法权的统一：基于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

对合法暴力的垄断是现代国家政权不同于传统政治组织的主要特征。作为新中国政权的“雏型”,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政权通过专门性司法机关的建立和完善来确立对合法暴力的垄断。尽管根据地采取了司法和行政合一的组织原则,司法机关仍然基于其职能实现了专门化的发展。为了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各根据地政权大都明确了逮捕、审判等国家权力统一行使的原则并且通过各种法令加以贯彻实施,从而逐渐具备了现代国家政权的基本面貌。     

抗战时期中共群众动员的组织机制分析——以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运动为例

本文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开展的社会教育运动为例,阐释了正式组织和社会关系网络在党的群众动员中所发挥的功能及其互补作用.为了有效地动员民众,中国共产党首先以正式组织为起点,将动员对象最大范围地吸纳进来.在正式组织的框架下,以"革命道德"标准确定各个不同的群体在组织中的位置.在手求行为一致、目标认同的基础上,党利用非正式组织来推动和促进集体行动,将湮没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选择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