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寺院经济初探

宗教是为封建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寺院是宗教性的组织,但到了元代,寺院却成了社会性的组织。僧道的上层人物与世俗贵族一样,拥有广大的资产,他们已变成为元代的地主阶级。本文拟从元代寺院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元朝廷对寺院的优遇保护等方面,说明元代寺院经济发达的原因。     

五家渠市人大跟踪问效“统计”整改

为增强监督实效,五家渠市人大常委会近日组成检查组,深入市属各单位,通过听取汇报、实地察看、召开各单位统计负责人座谈会、查阅相关档案资料等方式,对统计法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网约车司机在集体劳动法的身体定位

网络约车平台作为共享经济的代表性运作模式，吸收了大量的灵活就业人员。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网 约车司机与平台公司并非劳动关系，网约车司机既非个别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亦非集体劳动法上的劳动者。结合网约车 司机的实际生存状态以及国外的理论探索，未来我国可以在不突破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基础上，将网约车司机纳入集体 劳动法的保障范畴。即网约车司机虽非个别劳动法之劳动者，但可以为集体劳动法之劳动者。     

两种“底部”博弈:共同富裕中的收入分配改革

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自21世纪以来,此项工作的重点发生了从劳动关系“底部”“提低”到社会法“底部”“脱贫保底”的转变。在脱贫攻坚已取得全面胜利、我国迈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有必要重新反思前一时期强化劳动关系“提低”特定话术的来源与本质,从社会法“底部”出发,检视劳动关系“提低”的效果以及特定话术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未来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例,须妥善处理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的关系:一方面谨防非市场性“提低”在用工端与就业端的挤压效应,另一方面通过就业市场的扩容提质深挖市场性“提低”的潜力,在发展与可持续的前提下,同步实现两种“底部”收入的巩固提高。     

从“中心化”到“非中心化”：劳动领域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的新思路

自 21 世纪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经历了从“中心化”向“非中心化”的发展与革新。 2015 年以前，各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相关举措具有对象上以劳动关系为中心、路径上依赖政府之手与非市 场性手段的特点。此种“中心化”的制度安排难以妥善处理短期成效与长期可持续性、工资普惠性与激励性、 部分群体受益与更弱势群体相对受损之间的辩证关系，存在将矛盾转移至政府的潜在风险。研究认为，在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非中心化”的设计中，需兼顾活力、耐力与定力。一方面，在共创、共享、共治原则下找准市场、 政府与劳资双方的定位；另一方面，盘活劳动力横向与纵向流动性，在落实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完善按劳分配。     

劳务派遣规制理念的法社会学思考

我国官方对劳务派遣的规制理念大致可以劳动合同立法为界,在其之前以鼓励为主,在其之后以限制为主。我国劳动法学界对劳务派遣的评价也大致可以劳动合同立法为界,在其之前以中性评价为主,在其之后以负面评价为主。这些转变的背后是对市场用工与就业形式的重构,经济性因素逐渐受制于政治性因素,公权力直接干预市场选择。从法社会学的视角看,劳务派遣具有客观必然性与现实性,不应将其的超常发展视为对法律权威的挑战,仅从法的强制性着手而忽略其承认性。应构建回应型调整模式,变"堵"为"疏",调整现有规制理念,以回应市场理性与社会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