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村异化:基于一个村庄调查的制度性反思

行政村异化是指其运行过程发生变异,不仅没有实现整合社会秩序的目标,反而会成为阻碍村民自治的异己力量.这种变异体现为选举异化和自治功能异化,并造成乡村社会分裂的加剧、集体行动的无效和乡村政治冷漠的后果.经过调查发现:行政村区域的不合理划分、村民文化为主的政治文化,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自然经济是造成行政村异化的主要因素.而在目前乡村政治文化难以有效改变与乡村市场体系建设无法一步到位的情况下,自然村行政化则是化解行政村异化问题的一种解决之道.当然,自然村行政化需要一定前提,要考虑宗族文化、人口结构以及经济活动三个因素.此外,也需要考虑自治成本是否增加、社会分裂会否进一步加大,以及对传统资源进行现代化改造.     

晚清留日法政学生与中国近代司法变革

由于晚清法律变革效仿日本，故此司法制度变革也多以日本为蓝本。在此过程中，留日法政学生由于自身优势地位而为清廷所重用，他们成为中国近代司法改革的重要开拓者。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成都地区律师度研究——以1941年《律师法》的实施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 成都地区律师人数较少(1928年仅有3名), 1941年以后, 成都地区律师人数发展较快, 人数最多达到206人, 以后基本稳定在150人左右.年龄层次以中年人为主.大多毕业于国内法政学校或国立大学法律专业, 少数律师还拥有国外名牌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大部分律师在从事律师职业前有过任推事、检察官、承审员、书记官、法学教师、县知事、参议员等司法、教学以及国家公务员的经历.律师登录的手续大抵按照<律师登录规则>的规定要求办理.1938年制定的<四川成都律师公会会则>规定了律师职务范围.1941年<律师法>公布实施后, 成都律师公会发展迅速.民国晚期成都地区律师在社会政治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如提出司法改革建议, 发布<大会宣言>等.但由于受当时政治背景的影响, 律师制度不可能与现今律师制度同日而语, 无论在形式还是实质层面律师活动受限颇多.     

清末立宪效法日本动因探析

清末立宪改革是晚清最后一项政治改革运动,对其效仿日本的原因,学界论述较多,但多从当时之社会政治背景、戊戌变法的影响以及地域等因素来分析,而对当时的宪政文化思潮之发展演变历程,以及教育文化之反哺因素等都论述不够。本文从后面两个方面作详细阐述,以求深入探讨清末立宪效仿日本之深层动因。     

再部落化现象:乡村治理的新挑战——基于湖南H村的研究

农村政治生活正面临着再部落化的新挑战。湖南H村的个案研究表明乡村再部落化有如下特点:首先,村民在宗族自然村而不是行政村或更大的政治实体寻求安全、生活和公共服务需求等方面的满足;其次,部落时期的直接互动模式并没有因为现代科技的发展而消失,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村民的血缘关系,宗族内部甚至家族内部交往成为村民互动的主要形式;最后,基于亲属选择的合作逻辑,宗族自然村取代行政村成为实际上的有效治理单元。这种现象给农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是宗族自然村在村委会选举和政治运行上高度对立,引起了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分裂;另一方面是这种分裂和对立也导致了乡村信任半径的收缩。这既不利于凝聚人人有责的治理共识,也不利于推进人人尽责的集体行动,更不利于形成人人享有的分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