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改之瑕疵

本文在肯定《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改取得显著进步的同时，又指出了其中所存在的缺陷，主要是欠缺违法追究机制、纷争平衡机制、事前征询机制的设置，以及在立法技术和措词用语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探讨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和办法。     

关于刑事诉讼中“行政化”问题的初步探讨

时下,刑事诉讼学理界和司法界已开始出现了优化、强化司法者“程序意识”的呼声。不少人直言:健全中国刑诉法制的关键是强化“程序意识”和“诉讼意识”。因为程序意识是一种良好的规范观念、科学观念、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执行刑事诉讼程序的效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主体的程序意识的优劣。那么,“程序意识”难以强化的症结究竟何在?有学者开始作了探讨。 我们认为:我国当前刑事诉讼中的“行政化”现象,乃是普及和提高程序意识的主要症结之一;用行政方法而不是用诉讼手段解决刑案审理中的有关问题,正是对“程序化”立法精神的破坏;“行政化”现象     

论公平司法观的重塑

古往今来,“改革”几乎就是“变法”的同义语,尤其是在中国。每一次体制的转轨,都带来立法思想的更新和对法律废改立活动的频繁,带来法学研究的勃勃生机,带来司法观念的重塑或异化。总之,改革将导致整个法文化的变迁。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呼唤着广大司法工作者在观念上的“同步转轨”。“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执法活动要体现三个有利于标准”,这些虽然也是新时期司法观     

“生命权”、“生命安全权”、“生命健康权”谁宜入宪——“非典”现象中的生命观透视

传统的生命权应做与时俱进的概念和理念改造 ,方宜入宪。“生命安全权”比“生命权”更为积极和入时 ,也与我国政府主张的“生存权”更为接近 ;只有“生命安全权”才既有助于纠正传统和现实中轻视公民生命的现象 ,又强化国家和社会救助生命危难的责任意识 ,并与宪法中的物质帮助权相配套。“生命健康权”不宜入宪 ,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权利类型 ,缺乏合一性 ,而且宪法中的权利条款已显示了健康权。     

对民族自治权与上级国家机关领导帮助的关系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为什么这种已由法律律设计好了的条块关系,在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中出现问题较多反映较为强烈?为什么会出现“两头不到岸、不到位”现象?在这其中,我们理论上对二者的各自特征的认识以及对这“两权”相互关系的认识是否还存在问题呢?总结《自治法》实施十几年来的经验教训以及积累这十几年来的科研成果,我们有必要对这些问题作再认识或深化认识。 一、自治机关在该方面认识和做法上的几个误区     

两种“法律监督”之间的界定和衔接——关于地方各级人大对检察机关办案实施监督的思考

人大对“一府两院”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对纳入司法活动程序的法律法规执行状况的监督,这两种“法律监督”,都属于国家监督系统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又是在接受人大法律监督之下进行的,即“受监督之下的监督”。由于现行法律法规在这方面规定过于原则,因而究竟怎样理顺二者关系使之相得益彰,     

对地方人大法律监督理论的若干思考

对过去和当前的人大法律监督工作,社会褒贬不一并引发理论界争论的,首先是来自对“法律监督”与“工作监督”等流行概念、说法的辩析和较真。人大监督是否存在“法律监督”与“工作监督”之分？如果存在,二者孰轻孰重？可否将人大所有的监督都视为法律监督？法律监督到底监督什么？这些起点性问题是厘清人大法律监督理论和评说法律监督创新实践的前提。     

职业技术教育要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指整个国民经济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其实质是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这种转变通过现代技术的不同需求和通过对现代技术人才素质的不同要求影响着职业技术教育。对于职业技术教育来说，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传授什么样的技术知识和培养什么素质的技术人才。经济的粗放经营与集约经营所需要的技术知识是有差别的。我们知道，粗放经营往往以大量消耗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为代价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发展生产以扩大规模，追求数量为主。在这种状况下，人们所需的知识是以征服和改造自然为主要内容，以忽视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