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规制:责任分层与义务合规

通过云端搜集、校勘、分析海量大数据,独立法律人格待定的智能机器人,透过算法活动,在多个行业替代自然人从事高精尖业务并重塑人们的社会评价、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算法活动以“信义义务”为核心调整传统受托人关系以及基于合同相对性进行损害赔偿,传统制度已不能完全囊括智能主体理应承担的所有义务,导致算法操纵、信息寻租和监管套利的三重失控,凸显人工智能产业布局中的法律规范缺位;算法妨害具有公共属性,穿透技术黑箱对合同之外的普罗大众造成“公共滋扰”,法律应当为不同潜在责任主体创设不同缺省合规义务,引导算法运营商、技术开发方内部化不合理社会成本,以构建人工智能责任体系的中国标准。     

共同富裕视野下算法决策的范式升维

近年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呈活跃态势，逐步成为我国刑法体系中案件数居于前列的罪名。对此，司法规则体系及时调整，明确传导司法限定的基本立场，但效果尚不明显，亟须在构成要件和竞合处断两个方面作进一步强化。按照司法限定的基本立场，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构成要件，要着重把握被帮助对象的准确查证、主观明知的严格认定、罪量要素的妥当把握等问题。就竞合处断而言，要根据罪刑均衡原则的要求，妥当划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范围，准确界分其与适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以共犯论处的情形。     

数字化时代的“法律创生”

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给传统的法律供给范式带来巨大挑战。为克服当前法律供给范式理念滞后、维度单一、视域狭隘等不足，应采取二阶趋势观察的方法，坚持面向未来的灵活时间观感，实现综合意义上的“向前检视”和“向后推演”，探寻“法律创生”的全新路径。构造上，“法律创生”应包含联结性、选择性和趋变性三项机制，并通过历史赓续、位阶层移、反窥区辨等举措，以提供高度概括但具备可操作性的秩序安排。同时，为将数字技术带来的风险置于法律可控范围内，需辅以法律解释、执行促进、便捷申诉等外部措施，并基于目的限缩、道德规训和政治约束，内建导向矫正程序。     

公共治理视域下自动化应用的法律规制

技术飞跃与治理提升之间的关联通常被假定,也早已被吸纳进“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等政策实践,但法律的习惯性滞后带来了监管套利的空间。公共治理领域的自动化应用经历了从基于数据库编码的计算机自动化到基于机器学习的算法自动化再到基于神经网络的超级自动化的逐步跃迁,从早先自下而上专业人士的“辅助/参考”和个别部门的“部署/应用”嬗变为自上而下的社会化“嵌入/集成”,公权力、私权力及私权利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转换。相应地,国际通行、日益趋同的个人隐私保护(事前同意)、算法可解释性(事中监测)和完整履责链条(事后追责)的监管范式也应依照宏观技术共治、中观价值位阶和微观权利保障三位一体的规制路径进行体系化重构。     

关系合同视角下数据处理活动的技术流变与法律准备

数据处理活动符合时间范围长、涉众基数多、权利义务不断修正、内容随技术发展嬗变等特征，可藉由“关系合同”的概念予以统摄。近年来，治理科技等新兴技术、东数西算等国家政策备受瞩目，有望通过数据处理的“扁平化”“去中心化”缓解数据流动和隐私保护的根本性矛盾，但因其导致目标失范、量化失效、权利失衡、责任虚置等问题，击穿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兜底关系合同的静态格局。为应对数据处理活动的技术流变，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多项机制也应与时偕行，通过过程信息的正确配置、数据处理的原则补强、剩余权利的实质均分和责任体系的深度重构，动态应对耦合多变的法律风险。坚守的底线是，数据价值的合规有序释放，不以关系合同稳定性的牺牲为代价。     

Web 3.0治理：制度机理与本土构建

Web 3.0行将具备Web 2.0欠缺的共识集置、自动履行、权力下放等优点,经由区块链促动引发价值共享、个体坐庄、互联互通等趋势。然而,此番趋势越是加深,Web 3.0内嵌秩序的外部矛盾将越发凸显,这既源于以之为基座的元宇宙、NFT、DAO、DeFi、X to Earn等应用场景不受控制的拓展,也源于封闭的国家立法在面对具备“融通”品性的技术变革时,原生机制性条件被消解,隐藏其后的是“规则叠加”的掣肘抵消、“去中心化”的想象误解和“跨维协调”的准据缺失。结合本土实际,政策制定者需通过对技术构架的祛魅和对惯性认知的证伪,反思“被冠于”新兴技术之上的外驱型立法,综合构建内含前瞻理念、特殊原则、治理要素和多元教义的Web 3.0治理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