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的法律生态与规范路径

互联网金融已借助互联网科技和金融的耦合发酵成为必须重视的社会热点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在理论和制度层面去研究其内涵、外延、本质,并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处理好其与传统金融的关系。对此,必须立足于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运行逻辑进行分析,着重剔除其异化的成分,规范其有益的部分。具体地,应把握住政府与市场、自律与他律、安全与创新这几对关系,并以法律和政策相结合的方式确定相应的规则。唯如此,方能实现互联网金融健康、有序发展。     

反垄断法中银行业合并规则的重构——侧重于金融全球化视角的分析

在金融全球化趋势下,银行合并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与此相应,维护金融安全应成为银行合并和集中领域中反垄断法的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反垄断法律制度应当从传统垄断法上的较为消极的反垄断政策转变到积极的反垄断政策,并充分利用反垄断法律的政策性促进银行力量的合并与集中,并维护金融安全。为此需要在进行反垄断法中有关银行业的制度设计时,从全球化角度考虑对金融安全的可能的正面或负面影响,通过制定反垄断法的规范,促进我国金融的力量提升,并运用反垄断法规则来规范跨国金融并购和垄断,建立有序和适度竞争的市场秩序。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自律异化与合作治理

社会信用体系是一切社会行为取得有效性甚至合法性认同的根本支撑。然而,国家的社会信用体系却不断地受到各种破坏诚信事件的干扰。这实际上是法律系统与社会生活的断裂导致了社会共识的缺乏,从而引发自律滥用的异化现象。这种异化现象的推动者是法律理性主义掩盖下的机会主义。因此,治理的出路在于修复法律系统与社会生活之间的断裂,并适度地抑制机会主义的过度泛滥,这需要国家与私人之间的合作,取得社会共识,从而为法治建设奠定基础。     

外资准入条件下中国商业银行内部风险控制法律制度的建构

本文在分析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控制制度现状和问题基础上,提出全面风险管理、流程银行风险控制、市场导向风险管理的理念创新,并在制度层面提出了建构我国相关制度的构想:建立流程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和完善相对独立又相互协调的风险控制机制;建立职权分离、相互制约的风险控制制度;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评价监督机制以及完善有关风险控制法规.     

宪法基本假设的探析

宪法应有基本假设。宪法的基本假设应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与互动发展中寻找。宪法的基本假设是市民社会是理性社会;政治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工具;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间适用自然法则。宪法的基本假设奠定了宪法运行和宪法理论的基础。     

财产权与所有制的考辨

基于东方型社会观念和计划经济中集权意识的影响,人们往往把经济体制、财产权类型和所有制形式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这种逻辑结论自然是私有制社会必须实行财产权的私有,公有制社会只能发展公有财产权。这个结论既与人类经历的社会类型的事实之间存在悖论,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我们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私有财产权仍受到保护并获得巨大发展的社会现状,同时也很难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巨大的公有财产找到理论支持。当前,理论上仍未能有效地求解该悖论。事实上,在跳出传统意识的羁绊后,这个悖论的解就是财产权与所有制可以并应当分离。这个结论的喻义也可以为当今社会主义的中国存在和保护的私有财产权以及如何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找到实证。     

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国家法与民族习惯交叉渗透的生产性实践

西部民族地区发生的一起调解案,通过对国家法的"只提不用"与民族习惯的"只用不提"的实践,展示了二者交叉渗透的真实图景。该案的解释结论表明在西部民族地区国家法虽然没有深入基层社会,但已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制度化"地改造着社会;而民族习惯在保持对基层社会既定影响的同时,却以"非制度化"的方式影响着国家。这种交叉渗透的"实体理性"进一步体现为在该地区基层社会的纠纷解决中国家运用"外-内-外"的经验法则而民众却运用"内-外-内"的经验法则,二者虽然方向相反,但在相互耦合中都指向了回应社会的目标,从而实现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效率违约:从生活规则到精神理念的嬗变

效率违约是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和重要理论,并在不断地扩大和超越其适用的法域与法系。但我国的相关研究却存在诸多不足。事实上,效率违约源于对引诱违约侵权责任的反叛,而普通法是效率违约获得正当性的制度依赖。效率违约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价值取向的,在精神理念层面表现出外溢、超越与普适化的趋势。正因如此,效率违约已非仅仅具有合同法上的意义,而逐渐演化成了一套具有"规则-原则-精神"复合元素的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