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对象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刑法学者之所以在不同场合赋予犯罪对象不同含义,是因为我国刑法理论中的传统犯罪对象概念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必要重构犯罪对象概念,将“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具体人和物”与“犯罪客体的直接物质承担者”两种含义适当分离,在理论上区分为直接犯罪对象与间接犯罪对象,二者作为犯罪实行行为指向的事物,有时可发生部分重合,但功能上并不相同,不可相互替代。     

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行使主体的再思考——检察体制质疑观点之反驳

职务犯罪侦查权行使过程中虽然存在缺陷,但即使通过体制上整体剥离检察机关的方式,也无法消除侦查权"同体监督"的现象,反而会由此陷入监督的循环悖论。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并非封建社会身份法之遗毒,以此为由要求将之划归公安机关行使,缺乏依据。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政属性并不排斥监督属性,应考虑借助不是剥离而是限制职务犯罪侦查权滥用之途径实施检察改革。     

制约政法委执法监督效果的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当前,有些地区的党委政法委的执法监督工作存在着监督方式被动、措施随意、缺乏力度等问题,这既有体制和制度上的原因,更有队伍素质和思想认识上的原因.要增强执法监督的效果,必须统一认识,理顺关系,完善机制,规范制度,建设队伍,整合力量.     

贿赂犯罪特别自首条款探讨

特别自首条款的规定不违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它既符合刑法的罪刑均衡原则,又贯彻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并且还有利于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在功能上的协同,不但不能否定,反而有必要扩大适用的主体范围,即对受贿犯罪也应设立类似条款。不过在刑事司法上,应注意适用该条款的限制性条件。     

论作为“客观的超过要素”的危害结果——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在刑法分则规定了双重危害结果的故意犯罪构成当中,侵害或威胁随意客体的危害结果可能成为客观的超过要素,该要素具有区别于犯罪故意的主观心理,可以存在于独立或派生的犯罪构成内,在分则条文里有多种表现形式.     

商业贿赂犯罪构成之特点

商业贿赂犯罪与其他类型的贿赂犯罪相比,特殊之处首先在于犯罪主体的差异。关于商业贿赂的犯罪主体,有人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     

论意志决定自由的刑法保护——胁迫、强制行为的犯罪化思考

对侵害“意志决定自由”的严重危害行为予以放任,是刑事法网的一处漏洞,为了保护自由法益的内在层面,应当增设胁迫罪和强制罪,这既符合罪刑均衡原则,也利于推行“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理念。我国在强制罪、胁迫罪立法方案上,应单设普通犯罪构成而不设加重犯罪构成。     

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程序之完善

审查逮捕实践中，由于诉讼价值目标发生偏秽、执法理念出现偏差、逮捕条件难以操作以及司法机制存在缺陷等原因，造成当前以捕代侦普遍化、批延程序形同虚设、逮捕条件掌握失范等。完善逮捕决定程序，需要从认识层面进行价值纠偏与理念重塑，从立法层面对逮捕条件的内涵进行准确解析并对审查逮捕的规则予以细化，从司法层面进行制度建构和探索完善相关机制。     

论刑法中的“公务”

关于刑法意义上的公务,要分别从内涵与外延上予以把握。根据公务的统治性、管理性、服务性特征,可以从内涵上将公务划分为"政府公务"与"社会公务",其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仅指政府公务而不包括社会公务。关于公务的外延,则须根据公权力特征和公共性特点来分析,基于"反面说"理论的要求和公务执行依据的内容,刑法中的公务仅限于国家公务而不包括集体公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