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出“人口陷阱”以后

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理论200年前，英国的托马斯·马尔萨斯发表了著名的《人口原理》一书，论述了在无往条件下的人口增长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提出了一种关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这种被现代西方学者概括为马尔萨斯的“人口陷讲”的理论，使得这位学者给后人留     

就业稳则天下平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一方面经济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就业压力增大,人们就业求稳心理加强。一定层面而言,就业求稳要求的出现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也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稳定就业既是民生之本,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也是对就业双方的双向负责,它与积极创业相辅相成,也是变人口压力为推力的重要手段。     

人口增长与“大城市病”诊治——以北京市为例

目前,北京市的城市病特征日益凸显,人口过密、交通拥堵、资源紧张等问题严重困扰着城市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显然,给底层外来人口设置进城障碍不是医治大城市病的良策。治理大城市病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完善城市交通体系、设置上班错时制度、打造合理的区域城镇体系等多个层面着手。     

呼唤“计划生育文明”

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实施已数月,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需要各方面关注。无疑,此法提高了广大群众对干部的预期值。所以,如果干部还是以行政强迫的手段来推行计划生育,就不仅与法理精神相悖,而且必将触发新的社会矛盾,给“三个代表”脸上抹黑,危及社会稳定     

中国人口增长的利与弊

中国12亿人口相当于目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它标示着曾经是世纪末的人口控制目标（最早于1980年提出，后又更改）提前5年突破了．问题还在于，今后几十年人口增长的潜能依然巨大，13亿、14亿、15亿乃至16亿人口大关的突破并不在我们的预料之外。现在的问题是应该如     

生产性老龄化:反思、超越与中国化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资本逻辑和人口转变的叠加催生了相对资本过剩的老年人口,引发了老龄社会的老龄歧视和低生产力焦虑。作为对抗老年人口相对过剩风险的社会诉求,生产性老龄化话语的出场,实际上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资本力量扩张和反向社会保护运动之间斗争的结果。因而可以说,生产性老龄化既是老年人在劳动过程中进行自我确证的重要场域,也是消解老龄社会低生产力焦虑的必由之路。然而,这一战略在西方国家的话语表达中强调经济优先和个人责任,事实上是新自由主义体系下福利国家重组的重要工具,其不仅会扭曲老年人的社会价值,还会不断复制老龄社会不平等机制的再生产。对中国来说,应将美好生活需要作为老龄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既肯定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体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又发挥老年人在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的价值贡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路中将生产性老龄化的范畴、结构、文化和制度之中国特征转变为中国优势。     

优化生育与人口优化:中国人口问题治理的战略取向

伴随着低生育目标的实现,中国人口问题也随之转型,即从人口总量问题转向人口结构问题。作为一个早熟的低生育人口类型,由于“未富先少”,中国将面临巨大的系统性复合风险。计划生育需要回归和转型,即彻底还权于民与造福于民。优化生育与人口优化将成为新人口国策的核心取向,打造生育友好—儿童友好—家庭友好—女性友好—老年友好的“五友好...     

关于“异地养老”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异地养老模式在国内外得到迅速发展。本文分析了异地养老的含义、方式、效果和政策含义。认为，在我国，异地养老的实质是非出生地、非户籍所在地的养老方式，包括长期性迁居养老和季节性休闲养老。异地养老是新兴的养老方式，是居家养老的重要补充但不是替代。异地养老既满足了部分老年人的养生-休闲-观光-治病等的需求，也促进了老龄产业的深入发展，前景看好。最后，本文就构建异地养老“全国一盘棋”政策和制度环境、规避异地养老风险和制定合适的异地养老价格问题提出了思考。     

论家庭幸福发展

家庭关系健康和谐直接决定着家庭幸福程度,也体现着社会文明程度。幸福家庭大致具备夫妻恩爱、亲人团结、结构健全、身心健康等元素。建设幸福家庭,政府需要千方百计地让痛苦的家庭得到关怀,让困难的家庭得到扶助,让需要的家庭得到服务,让健康的家庭得到发展,让所有的家庭得到保障。通过家庭的幸福发展,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口的优化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美国社区养老模式借鉴

全球社会对"社区养老"逐渐达成共识,打造"养老社区"成为趋势。美国的社区居家养老是"品质养老"的典范,其优质服务和品质生活让人产生快点老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