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一个实践类型的分析框架

以滕尼斯为代表的共同体理论为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参考，但治理共同体不同于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强调社区内外主体的联系和互动，不是共同体的翻版和再版，也不是“治理”和“共同体”的简单叠加，其追求的是一种更深入更广泛的有机团结。在厘清社区治理共同体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把复杂的社会事实抽象成可以研究的实践类型。在不同层面上将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分为压力型治理共同体、工具型治理共同体、生活型治理共同体和价值型治理共同体四种类型，其分别依靠命令、利益、情感和责任驱动，以驱动力不同作为分类标准。每种类型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情境、涉及主体、问题指向、典型样态都不一样，因此，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机制也需要分层分类处理，并辅以适当的风险防控措施。     

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五大关系解析

面对多元参与给基层带来的利益冲突和集体行动的困境，推动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很有必要。但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既有理论上的耦合也有现实中的错位，化解错位的关键在于，妥善处理好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和其他组织的主体性，党员服务和居民自治，基层党组织的责任和权力、能力，党外服务和关怀党员以及党务工作和业务工作等五大关系。合理协调五大关系是基层党组织有效发挥引领作用的前提和保证，有效统筹五大关系的实质是政党与社会关系的调适、秩序与活力的平衡。     

系统赋权式动员：社区动员运转起来的一个解释框架

在风险社会来临和治理重心下移的背景下,社区动员如何运转起来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议题。行政压力传导式动员、社区情感笼络式动员和精英带动认同式动员三种常见的社区动员模式难以回应现实问题,而系统赋权式动员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系统赋权式动员是从“对社区动员”向“由社区动员”转换的产物,由宏观层次的制度赋权、中观层次的团体赋权和微观层次的技术赋权组成。三个层次的赋权相互作用,可促进权力共生和政社合作,共同致力于挖掘和培育社区动员的核心要素,进而形塑动员结构、再造动员组织和优化动员工具。在“参与度-持续性”的高低组合中,不同动员模式的效应得以彰显。相较而言,系统赋权式动员的效应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动广大居民持续参与。整体来看,系统赋权式动员形成了以社区为中心的多元参与结构,拓展了社区动员理论,是社区动员的一种理想选择。     

社区居民自治项目的运作机制及绩效检视——基于湖北四届社区公益创投(项目)的分析

项目制在基层自治领域中的运作机制不同于传统的分级运作。通过对湖北社区公益创投(项目)的研究发现,居民自治项目历经"项目创意-项目申报-项目审定-创投大赛-项目督导-项目评估"六个阶段,遵循自上而下的制定机制、供需适配的购买机制以及过程导向的评估机制。整个项目运作过程都十分尊重居民意愿。上级政府不再是利用项目控制基层,而是利用项目赋权社区。这种"以居民为中心"的项目制有利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型,提高社区居委会的专业化程度,实现居民的组织化和常态化参与。深入探究社区居民自治项目的运作机制,对于推进居民自治以及拓展项目制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超越“去行政化”迷思：社区减负思路廓清与路径优化

近年来，社区减负备受关注，但以“去行政化”为核心的减负效果并不明显，甚至出现“越减越负”的局面。究其原因，现有的“去行政化”思路本身存在理论预设的偏颇性、法理依据的片面性和现实运作的逆反性三重限度，导致社区减负陷入减负动力不足、减负方法单一和形式主义严重三重困境。进一步看，由于违背社区建设的政治逻辑、负担生成的因果逻辑和组织功能的构成逻辑，“去行政化”本身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为有效推进减负，必须打破和超越“去行政化”迷思，把减负议题纳入基层治理现代化视域中加以审视，遵循“有限行政+有效治理+有力自治”的减负思路。据此，减负路径优化的关键在于综合发挥组织赋能、制度赋能、技术赋能和评价赋能的作用，做好系统减负的“加减乘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