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国法到现代国际法——基于国家理性视角的观念史研究

罗马人的政治理性与公民理性所塑造的“市民法—万民法”的历史演化进程与逻辑关系构成了现代早期欧洲“万国法—现代国际法”的历史演化进程与逻辑关系的历史基础与对照.正是在对罗马“市民法—万民法”关系的重构中,早期现代欧洲的政治与法律理论家力图将基督教帝国所蕴含的世界秩序的图像在现代世俗秩序中加以维系.国家理性观念的出现使得这种努力以失败告终.世俗化的进程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国家理性的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的最终结果就是在早期现代欧洲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国家秩序在政治和法律秩序的理论构造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原本流行于早期现代欧洲的万国法观念湮没于现代国际法的话语之中.全球化时代对新世界秩序的吁求使得早期现代欧洲政治与法律理论中的万国法观念有必要被认真研究和对待.     

现代国际法的中世纪根源——吉奥瓦尼·德·雷格纳诺论战争与复仇

在传统的国际法理论中,往往强调现代国际法与罗马万民法和现代早期的万国法思想的内在关联,忽略了其中世纪的根源。中世纪法学家吉奥瓦尼·达·雷格纳诺对于战争与复仇的论述构成了近代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论述万国法的资料和理论源泉。吉奥瓦尼·达·雷格纳诺对于战争形态的奠定了现代战争法论述的基本框架,而其对复仇的法律意涵的阐释也能够解释现代国际法中诸多的报复措施的使用。     

法实证主义的方法论特质

<正>导言在西方法学史上,或许没有哪一个法学流派或日法学思潮会像法实证主义这样,在饱受学界攻击的同时,却又获得如此众多的法学家们的青睐了。然而,当我们将这些时代迥异、背景不一的法学家——边沁、奥斯丁、凯尔森、哈特以及拉兹——归人这一阵营时,我们所持的理由是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所依据的标准是什么?尤其是,当法实证主义在与自然法学以及现实主义法学的论辩中不断地发展自身,为自身寻求正当性基础的时候,如果我们把一位思想家归入实证主义的阵营,我们首先应考虑的是什么?是他与其他学者共同捍卫的一系列主     

法律世界主义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世界主义的理想也深入到法律理论之中。在当代法学理论中,法律世界主义的理论形态和基本主张已经获得了很好的阐释。世界主义法的理论形态主要表现为超国家形态、国家形态和非国家形态。世界主义法以无边界的权利和正义的观念为基础,以"世界公民一公民"关系的互动为动力,以法生成和法适用的去国家化为表征,着力展现出法律世界主义的基本主张。通过这些主张,基于民族国家法范式的主权概念获得了扩展,公民概念得到了丰富,权威概念受到了消解,权利和正义的理解范式发生了转换。世界主义法范式正逐步取代民族国家法范式,成为现代法律理论所关注的中心。     

维柯论国家理性与万民法

在欧洲现代早期的政治与法律理论中,维柯对于国家理性与万民法观念之间关系的论述颇为特殊。他将国家理性界定为正当国家理性,并将之视为万民法概念得以生成的前提。在正当国家理性观念的基础上,透过"真理—事实—确定性"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神意的指引下,万民法概念的逻辑构造得以展现于诸民族和诸国家的普遍历史进程中,并且反复不断地出现。维柯坚守古典的政治与法律传统,反对现代意义上进步的政治和法律观念。     

都市社会语境下法治认同模式的构想

城镇化进程的全面启动与依法治国战略的全面推进使得都市社会中的法治认同成为一个重要论题。一方面,都市社会的发展消解了传统法治认同模式赖以存立的共同体,另一方面都市化的进程又塑造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并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进而构成了一种新型的共同体——媒介型共同体。媒介型共同体以异质性的不断生成为其正当性基础,以多重空间分配与构造为其基本特征,并且超越传统的依托于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模式,形成了一种依托于都市和全球的新型共同体。都市社会中的法治认同要求利他主义的都市法律主体,立基于"都市—全球"的互动结构,以空间分配促进都市法律主体对于都市法治的认同,最终指向都市法治的实现。     

高校腐败研究中的理论命题初探

近年来,高校腐败研究中涉及的理论命题包括"劣币驱逐良币"、公共权力与高校腐败、职务犯罪与权力异化、寻租与权钱交易、科技伦理与科学道德、腐败成本与腐败收益,以及高等教育社会功能的异化与分层社会的断裂等方面.高校腐败的成因既来自于权力的失衡和体制的不健全,也与社会形态的改变导致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发生异化密切相关.     

规范的正当性：孔子的追求

我们栖居于这个世界之中，在每天、每时、每刻，我们都与自己、与他人、与社会发生着关系，并且在面对着多种关系的同时不断地认识自己、他人和社会。于是，我们便感觉生活在一个网络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结点，任何离开这个网络的人都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获得有归属感的生活。因此，虽然这个网络先于我们而存在，虽然这个网络给予我们太多的束缚，但这一网络的先验性和强制性却并非是外界强加于我们的，而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由我们自己所塑造的。这样一种塑造的过程乃是人与人一种互动的、交往的过程，正是由于这一过程，便产生了一系列的规范，我们依据这一系列的规范维持我们的生活，判断什么是正确的、什么错误的、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什么是值得我们追求的，     

从欧洲普通法到共同法——中世纪法律史的另一种叙事

中世纪欧洲法律史的研究受制于民族国家的法律思维定式,从而制造了包括"英国普通法之独特性"的法律史难题。跳出民族国家的法律思维定式,从世界主义的视角定位欧洲法律吏的演化历程,我们可以辨识出欧洲法律史发展过程中从欧洲普通法到共同法的逻辑脉络,凸显出"英国普通法"的欧洲普通法根源,强调为欧洲所抛弃的法律发展模式却在英国以另一种方式被承继。现代民族国家法律体系中的两大法律家族具有同源性。这种同源性根植于欧洲法律史中从欧洲普通法到共同法的历史演化进程。对这一历史进程的考察表明,中世纪欧洲的法律形态不仅承继了罗马法的普遍主义与规范主义的特质,而且容纳了诸多异质性和多元性的文化与传统。基督教帝国体制成为法的世界性特质得以承继的不可或缺的中介。     

法实证主义理论中的“人类形象”

法实证主义理论中的“人类形象”着重于“个人”的分析与建构。由于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立场的不同，此种对于“个人”的分析与建构存在着很多差异：边沁和奥斯丁的功利化表达立足于经验哲学和功利主义；凯尔森的符号化表达立足于新康德主义哲学；哈特的去功利化表达则是在面对现代道德哲学的挑战时所作出的让步。通过对“个人”的形象在法实证主义理论中的学术史考察，我们可以展示出法实证主义的人学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