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产证券化表内与表外模式法律机制的融合

在表外资产证券化的内部信用增级中,是由发起人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而外部信用增级中承担资产支持债券风险的是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内外信用增级的效果如同表内模式资产证券化的投资者所拥有的“双重追索权”,而没有把所有的风险出售给投资者.传统采用表外模式资产证券化的国家还借鉴表内模式的法律机制来实现安全价值,如以“巴塞尔协议Ⅲ”和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为代表的对流动性监管、风险自留和信用评级等的安全监管,以及美国颁布的《资产担保债券政策声明》《最佳实践准则》对源于欧洲的表内双担保债券等表内证券发行的鼓励.而传统流行表内模式资产证券化的国家也借鉴表外模式法律机制来实现效率价值,如德国的Pfandbrief债券、西班牙的Spanish cédulas债券以及源于英国的整体业务证券化发行时采用特设目的机构,在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破产隔离.这些表内和表外模式法律机制的互鉴实现了资产证券化表内和表外模式的融合.     

情势变更原则抑或其它——再论“韩国KIKO外汇期权交易合约案”的法律适用

不论是套期保值还是投机套利,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对象本质上就是市场上的风险,而这种作为交易对象的市场风险就是当事人赖以订约的“情势”。金融衍生品交易之所以具有射幸性,就是因为这种风险或者“情势”导致交易合同法律效果的不确定,因此,金融衍生品合约的射幸性与“情势变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既然法律肯定了其射幸性,也就等于认可了交易中的“情势变更”,因此,在金融衍生品交易案件中,应该严格限制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韩国KIKO外汇期权交易合约案”应在公平、诚信等宏观原则的指导下,多从交易商的适当性义务、信义义务以及注意义务等法律原理入手寻找解决该类案件的法律依据。     

浅析法律全球化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

法律全球化并非全球法律的相互照搬．也不能片面地认为是强势国家法律的世界化。法律全球化是国内法之间、国际法之间、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以及它们的法律文化、观念、规范、制度相互斗争、相互排斥、相互否定，又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相互融会贯通的，既对立又统一的螺旋发展的矛盾运动过程。     

特征性履行说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辨证

特征性履行说离不开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指导和补充,最密切联系原则也需要特征性履行说约束法官在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时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最密切联系说是原则,特征性履行说是规则,特征性履行说是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特例,适用范围有限。在特征性履行说的立法、司法实践中,也要在最密切联系原则指导下确定合同的特征性履行行为,在特征性履行说不适用的场合,要让法官径行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寻找准据法。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指导下,特征性履行场所应该是特征性履行方的惯常居所地或主营业地,而不能是特征性履行方的国籍国。     

政府职能法治化的思考——从“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谈起

中国没有获得欧美承认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一方面是因为欧美的歧视性态度,但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政府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不正当干预仍大量存在。政府职能向法治化方向的转变已刻不容缓。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彻底解决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必须要依法治国,建立一个法治、透明、有限、责任的政府。     

“非市场经济”问题视野下不当行政干预问题的分析及对策

在中国加入WTO时,中国不得不做出自"入世"后被当作"非市场经济"国家15年的让步.截至目前,中国已经根据WTO进口成员的国内法证实并得到50几个国家承认我国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却没有得到主要贸易伙伴欧盟、美国、日本等的承认.努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宏伟目标,也是我国获得WTO成员国认可为市场经济国家的必由之路.然而,与我国"市场经济地位标准"密切相关的、西方国家关注的诸如公司治理结构、雇员与雇主谈判工资的自由程度、货币可自由兑换等方面的法律受到的行政干预相当严重.努力寻求减少政府不正当行政干预对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显得非常紧迫和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