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党史研讨主要经验研究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在领导党史研讨时采取既追求史学研讨求真宗旨又兼顾现实政治需要务实政策,是党史研讨顺利推进的前提条件。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共中央核心领导人在推动党史研讨向纵深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是党史研讨纵深展开的关键因素。中共中央采取稳健研讨方式确定高级干部作为党史研讨重点,重视党史研讨组织建设和研究方式创新,是党史研讨稳妥展开的制度保证。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党史研讨从本质上讲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通过推动全党对中共党史重新学习和研究,以新话语体系来构建党史叙述,从而掌握中共中央话语权和意识形态解释权,实现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新的政治认同。实践证明,中共中央实现了这一战略重要目标。这对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习仲勋与陕北肃反

1935年9月下旬到10月中旬,西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两部分,发生了严重的＂左＂倾错误肃反。中共北方代表和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通过不同的途径得到西北革命根据地＂问题严重＂的报告,遂派遣朱理治、聂洪钧等人赴西北解决问题,加强领导。     

李维汉与“陕北肃反”争论的解决

正"陕北肃反"是中共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李维汉在解决"陕北肃反"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既是中共中央指派了解"陕北肃反"详情的先遣队成员,又是具体负责审查"陕北肃反"的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成员,还是主持分配"陕北肃反"受害幸存者工作的重要负责人。在处理"陕北肃反"问题期间,李维汉既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存在一些时代和个人因素的局限。"文革"结束后,关于"陕北肃反"的争论再次爆发,严重影响西北老干部间的团结。李维汉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解决这次争论。在此期间,李维汉倾注了大量精力,为推动"陕北肃反"争论的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得到争论当事人和中共中央的肯定。     

“高饶事件”前毛泽东心目中的高岗

正毛泽东对高岗问题的定性高岗是中共党史很难回避的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高饶事件"后,毛泽东在对高岗问题最终定性和进行组织处理时起了关键作用。在1955年3月下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对高岗问题作了多次政治定性的讲话。在3月21日会议开幕时,毛泽东讲:"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     

中共对“路线斗争”的逐渐认识和拨乱反正

正1943年,毛泽东在一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针对使用"路线斗争"总结中共党史曾讲道:"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列主义的灵魂。……《联共党史》上很少提‘路线’二字,中国同志喜欢咬此二字,以后少用为好。"毛泽东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在实践中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中共中央“五人小组”处理“陕北肃反”问题研究

“文革”结束后,郭洪涛公开发表文章对西北高干会处理“陕北肃反”问题结论提出异议,引起肃反受难幸存者不满,诱发肃反问题新争论。这场争论逐渐引起中共中央关注和重视。中共中央随即指示李维汉、王首道等组成“五人小组”代表中共中央重新处理肃反问题争论。“五人小组”对“陕北肃反”问题进行调解和仲裁,最终制定《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对肃反存有原则性争议问题分析定性。该文件肯定西北高干会以及会上通过的《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基本原则和主要结论,对一些具体结论作了修订,并报中共中央审定批准,形成解决肃反问题新文件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主要结论构成此后官方关于“陕北肃反”主流表述和权威定性。“五人小组”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处理明确了肃反主要责任问题,平息了肃反问题带有原则性的分歧和争论,形成了对西北党史尤其是肃反问题的基本共识,为中共在改革开放后处理党史遗留问题创立了成功范例。     

陕甘根据地“硕果仅存”外因探析

陕甘根据地是土地革命后期中共“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这块根据地之所以能“硕果仅存”与当时国民党中央势力未能深入并有效控制陕甘地区,陕甘地区复杂的军政格局和特殊的自然、社会环境等外因有密切关系.正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为陕甘根据地“硕果仅存”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使根据地能“红旗不倒”,成为中共中央及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中国革命复兴的出发点.     

传承与创新：中共百年党史上三个历史决议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表述比较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都对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进行了总结。1945年《决议》集中批判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对中国革命的危害,突出毛泽东在中共党史上的主要贡献和历史功绩,开创了中共中央通过历史决议总结党史的范例。1981年《决议》既继承了1945年《决议》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表述和主要观点,也对1945年《决议》有待完善和存在局限的内容作了充实和修订。2021年《决议》吸收和继承了前两个历史决议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论以及贯穿其间的基本精神,并对前两个历史决议的某些具体结论和史实作了进一步补充和修订。这三个历史决议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的表述在整个决议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三个历史决议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表述的传承与创新反映了中共中央在不同历史时期认识自身历史的不同维度和深度。     

延安整风对“陕北肃反”的重新定性

“陕北肃反”①发生后,中共中央虽然在1935通过《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和《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对陕北肃反做了初步处理,但是问题远没有解决,此后争论依然继续.中共中央在延安整风期间召开西北高干会,全面否定了陕北肃反“必要性”的结论,重新定性陕北肃...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一元化领导的主要动因、举措和成效

中国共产党由于受“王明路线”影响,曾遭受重大损失,也影响中共党组织领导权威,诱发张国焘以军事实力为依靠挑战中共党的领导权威。延安时期,中共在面对全面抗战新局面时也曾出现中共党组织对军队、政权以及其他中共领导的组织和团体弱化和虚化等问题。这些问题逐渐成为影响中共发展的亟待解决的严重制约因素。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将中共建设成为中国革命领导核心的任务和使命,通过处理典型党军关系事件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健全制度体系确保中共党组织一元化领导的实现。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决议和决定明确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并组织召开专门会议解决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延安时期,中共加强一元化领导强化了中共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巩固了中共党组织在中国革命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借助党的一元化领导实现了中共自身的发展和壮大,也推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核心领导集体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