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的与结构的视角

通过梳理艾森斯塔德与金雁的文化主义路径、摩尔与斯考切波以阶级为中心的结构主义路径和格申克龙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结构主义路径对俄国革命发生机制的研究,重新追溯俄国革命的发生机制与原因。文化主义认为,一国的文化与文明自身孕育着革命的因子(如基督教的救赎情怀),因此革命必然会发生。而结构主义则认为,革命的发生有其结构性的条件,如国际因素、国内政治结构的特殊性,结构性条件不具备或者被消除,革命就不一定会发生。     

政治学语境中的“国家政权建设”——一个关于理论限度的检视

本文通过追溯“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的规范内涵，梳理它在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运用，发现做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往往运用它来彰显现存所有政治制度对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意义，基层政治研究者则运用它把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治向上提升到国家体系的高度，这些研究的理论抱负都十分可贵。但是现代政治的根本内涵是否只是权力集中与控制。“国家政权建设”是否简单地等同于“集权”、从上到下的“整合”与“一体化”，所有的社会现象和政治活动，是否都要被“整合进”“国家的必然要求”？理论的流行恰恰也凸显了理论的解释限度和提供新理论的必要性。     

把国家和政治找回来——对后发国家政治发展问题的重新检视

决定各个后发国家工业化和经济绩效的因素及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本文认为，精英冲突的状态与国家发展战略的目标选择决定了各国不同的发展路径与发展结果。只有具有相对权威特征、超越了维持统治精英自身权位的狭隘性的国家，才具有有效组织与提升国民经济结构的干预能力，有利于实现可持续性的经济绩效，并最终实现国家的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目标。